Sunday, December 09, 2012

要懂得鎖定利潤

自九月份以來,市場氣氛逆轉,不單恆指上升不少,國指最近也在追落後,更何況一眾二、三線股不少累積升幅已達三、四成,個人感覺是時候應該再次鎖定部份利潤,過了聖誕再重新摸著石頭過河(雖然非常傾向看好這次的升市)。這次的升市,不少股份受惠於『比預期好』的業績,股票得以抽升。可是重溫一些大行所謂的預測,其實和靠估沒甚麼分別,是市淡沒有心思做預測?還是其他原因呢?就不得而知了。

這次升市和國內資金沒大太的關係,A股之前正在沉底(上星期五突然反抽,能否自形成趨勢,需求再三觀察),反而不少資金應該來美國,這可能和下一年度奧巴馬政府希望大幅增加股息稅和資本利得稅有關,因此一眾高息股仍然有市場。反觀一眾業績比預期好的股份,其實他們的業績雖然改善不少,但美國財政政懸崖和歐債問題仍然未明朗化,後市仍需繼續觀察,不容盲目看好。

個人操作方面:自從十月底沽出部份二、三線股,鎖定利潤之外,也入了一些估價低殘,市場主要在國內的工業股。我相信經過這二、三季的時間,一些資金和規模比較小的對手被淘汰後,銷售額和利潤會得以提升,這次業績期得以印證這想法。由於這批不少已經有不錯的升幅,所以決定未來一週會再次沽出部份,鎖定利潤。然後將小部份資金再買入一些落後工業股。另外,高息股組合中,減持大部份新華文軒。對於一間市值只有17億的公司,却投入9億興建一座創意中心,個人感覺奇怪,也怕它的高息政策有變。

Saturday, October 27, 2012

徵收買家印花稅,引熱錢入股市?

昨天政府高調推出打擊樓市炒風的兩項措施:延長現在的額外印花稅(Special Stamp Duty,SSD)和在現有的印花稅上再徵收買家印花稅(Buyer's Stamp Duty,BSD)。無論如何,這次受影響最深的應該是物業代理。

Source : HKET
SSD針對的是港人,也打擊了向港人購入物業的非港人;而BSD就主要針對非港人和以註冊公司購入物業的人仕。今天蘋果日報頭條以『打壓樓巿 打死用家』為題目,的確沒錯!如此交易成本的確大大增加投資風險。對於那些憧憬著政府未來兩三年內大量新增的上車盤買主,又有甚麼感想?「益佢定害佢」?一旦樓價下調時,誰又會冒著如此巨額的交易成本來接貨?

BSD針對的是非港人和以註冊公司購入物業的人仕,也即政府認為的炒家。我對這招沒甚麼意見,不過想指出的是如今在租金回報處於歷史低位之時,樓價雖難言已見頂,但投資吸引力肯定已大降。如果QE的熱錢真的大量湧入香港,樓市不一定是首選;反之,在如此巨額交易費用的前提下,海外熱錢又少了一個可以利用摃捍的投資工具,相信不少熱錢會轉投股市。看來,一個大型被扭曲的升市很可能開始形成,應該提升股票投資在資產配置的百分比。

個人操作方面:上週開始減持部份二、三線股,一如之前所定的策略,這次的重點是以鎖定利潤為主。昨天將大部份之前購入的二、三線清倉,並補回一些股價已經回調不少的,作出要守一段時間的心理準備,等候時機再加碼。另外,繼續持有高息低風險類的倉位,包括盈富基金(2800)、領匯(823)、新華文軒(811)等等。一如聯想柳傳志經常掛在口邊的名言,繼續「摸著石頭過河」。

Friday, September 14, 2012

每月400億的QE3,真的沒有上限?


美國聯儲局終於在9月13日宣佈推出QE3,股市即時有反應,單是港股已經單日升了近600點。不過,成交方面並沒有自己預期中上升的量,只有七百多億。這一次的和QE和之前二次不同,伯南克強調,聯儲局會以開放式的方式購買住宅抵押貸款擔保證券(MBS),而且現有的扭曲操作(OT)維持不變。即是說這一次的QE是『可以』沒有上限的。真的沒有上限嗎?非也,以一個月400億計,一年才4千8百億;二年也不到一萬億。11月份是大選,以陰謀論之心度之,選舉過後可以隨時叫停,或以其他形式的『QE』取代。進可攻、退可守。而且還可以給予市場無限想像,做法聰明!

另外,這次QE3明言以失業率為目標(而非一直以來的通脹),對於奧巴馬選舉中最大的隱憂-『失業率』起了非常正面的影響。在選舉期間,這種『正面的期望』是非常最要的。不過,聯儲局敢於宣佈將低息期延長至2015年,是一件奇怪的事。要知道失業率的下降正常而言是應靠企業投資和民間消費帶動,是QE的錢流到Main Street起的作用,而通脹會隨之而來。但是,聯儲局敢於將低息期延長,等於放棄了利用利率對於通脹的調節。潛台詞是不是連聯儲局也不相信這次QE的錢會流到Main Street?如是,這些新增資金將和上二次一樣,在各種風險資產中流動,升發新一輪的資產泡沫。

在這一次的印鈔潮中,中國的情況相對比較不利。M2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央希望在緊縮政策下,可以將之前4萬億的惡果還原,現在似乎已經不太可能。最近發改委大量批準基建、大型項目,我本來覺得是調整期的一個反彈潮。可是,隨著QE3的發佈,這種人為的反彈力度將很難掌握,一個處理不好,很可能將之前的努力化為烏有。

這一次是近期一次不錯的投資機會,不過升市不會維持得久。組合已經加碼追入部份ETF和相對落後的二、三線股。未來的操作,不會高追,而是利用每一次調整入貨、套利,短線目標期為10月初。另外,美金走弱,會將一部份港幣存款投入短期的高息貨幣。

Tuesday, August 21, 2012

中移動(941)的業務分析和投資價值



  • 營運收入升6.6%,但淨利潤只升1.5%(每股盈利升1.4%),而淨利潤率反而下降1.2%.(EBITDA Rate下跌3.4%) 
  • 資本開支減速.2011年上半年618億到2012年上半年的588億.當中,傳輸網由19%增加至26%.反而移動通訊網則由61%減至49%.幾個在香港上市的電訊設備供應商的股價也部份反映了這個事實. 
  • 3G客戶上客增速保持,平均半年1500萬戶左右.但客戶總數半年增長近7000萬戶,上升10.7%.
  • 總通話分鐘上升9.2%,但語音業務收入只僅僅增加2.2% .只要客戶總數增速減慢,語音業務收入很可能虧本,不容易. 
  • 數據業務收入是語音業務收入的42%.當中,無線上網業務收入增速驚人,約50%(數據業務約38%).反而傳統利潤中心的短訊出現倒退,相信受微信、米聊等類似What's App的免費App影響. 
  • 由於傳輸網部份投資增加,數據業務中WLAN 流量上升293%,是無線上網業務中的另一個利潤增長點(目前只佔區區的2%). 
中移動業務其實不差.尤其WLAN業務和收入增長驚人,是新的利潤增長點!不過,由於3G網太差,相信不少用戶在選擇3G時投向聯通的懷抱.進取的投資者可能還要等一段時間.不過,股價經調整後,投資價值已現.

Saturday, August 11, 2012

中國銷售模式:得渠道者得天下,還是嗎?

 在中國,一直有所謂的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說法.的確,不少的品牌都是因循這個模式而成功的.典型的例子很多,蒙牛、安踏等都是如此:以天價的廣告費在央台投得廣告,吸引中國各省市、甚至農村代理商的眼球,然後以層層疊的模式將貨品推送到代理手上.另一方面,再加強廣告力度,配合銷售獎金,刺激終端的銷售.最後以優惠的入貨價吸引代理商大量囤貨.這個模式一向運行的很暢順,直到有一天,銀根收緊的很厲害,大家才發現原來貨都被積壓在層層的代理商手中....『銷售根本跟不上製造』,產能大幅過剩,再多的廣告也剌激不了疲弱的銷售.
粗放型的中國銷售模式需要改變,代理制度應該還是主軸,短時間很難完全放棄,現實上也不可能.然而,簡單的電子商務(不是京東和當當模式)應該適時引入;然後,結合社交媒體以照顧客戶體驗、加快信息傳遞速度、了解需求(例如小米的案例)也是必須的.一場變革已經開始,誰的商業模式調整的對、調整的快,誰就最具投資價值.拭 目以待!
另外,分享一篇不錯的文章 .
讓企業頭疼的渠道三大挑戰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馬可佳
尋找代理商——將產品鋪向銷售終端——打廣告做宣傳——通路銷售,當中國品牌已經熟悉了以上的渠道途徑后,卻發現今天的市場情況已經變得完全不同了。

埃森哲對200多位B2B專業人士進行調研得出的最新報告顯示,50%受訪者將多渠道的管理戰略視為“一項挑戰”,埃森哲合伙人兼總經理陳澤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消費品行業主要的挑戰都是跟多渠道戰略以及多渠道整合管理很有關,也跟整個銷售能力、銷售隊伍、銷售激勵以及服務成本有很大關系。”

調查顯示,45%的受訪者認為,最為頭疼的是“農村地區銷售人員的能力”、“服務成本”和“提供積極的端對端服務”。

挑戰一:如何進入農村市場

當寶潔的日化用品還在一線城市遍地開花的時候,拉芳、蒂花之秀等本土品牌也從三四級市場由下而上開始發展壯大。

與大型城市的消費者不同,中國的農村消費者很少有機會在沃爾瑪、家樂福等超市或零售終端頻繁購物。埃森哲調研顯示,超市、大賣場、便利店和購物中心僅僅佔農村消費的20%左右。這讓習慣了這些零售終端的品牌在農村市場打開通路顯得困難重重。

在調研中,陳澤奇發現,熟悉本土渠道的本土品牌對於開拓農村市場比跨國企業顯得更有信心,41%的公司准備通過增加銷售隊伍把這個市場做起來。“我們並不提倡用這種方式來開拓農村市場。” 陳澤奇認為,這是一種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落后手段,此外,想在農村建立高素質的營銷團隊需要大量成本。

因此,埃森哲建議企業通過電子商務的手段滲透進入農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的信息化藍皮書《中國信息化形勢分析與預測(2010)》顯示,農村網民年均增長71.6%,遠高於城鎮網民年均增長34.6%的速度。

以青岩劉村為代表的義烏“淘寶村”的出現,陝西東韓村電子商務的發展,無疑給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樹立了信心。電子商務恰好可以彌補農村缺少超市、商城等規模購物場所的困難,此外,相對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村對價格更為敏感,而電子商務的營銷特點正是價格普遍低於實體店面。

事實上,許多企業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埃森哲數據顯示,50%受訪的本土企業正在投資於互聯網建設直銷渠道。45%的消費電子企業和35%的大眾消費企業已經具備一定網絡影響力。

挑戰二:如何通過渠道優化成本

優化成本,對於發展壯大的消費品企業來說必不可少。然而眾多受訪企業認為,如何能夠駕馭復雜的中國渠道管理是一項挑戰。為多渠道客戶提供一致無縫的客戶體驗,是企業將面臨的一項關鍵任務。

埃森哲調查顯示,大眾消費品企業會用總收入的30%來做通路營銷活動。通路營銷是指在渠道建設上,集中力量、通過與經銷商的強力合作或直接控制終端市場,迅速形成區域市場的相對優勢,伺機擴張,推廣產品。過去20年,企業在這一項營銷活動上的支出接近2000億美元。

啤酒企業習慣於在每個夏天舉辦啤酒節;巧克力企業習慣於在每個情人節出動發放贈品;家電企業經常會拿出零利潤的促銷產品。這些投入驚人,收效卻甚微。一份由美國德勤做出的調查顯示,90%的店頭促銷並沒有回本,推估店內促銷會以每年2%的幅度減少。深究事實發現,除了廣泛性的業績目標數字外,並沒有准確評估通路營銷結果的標准。31%的跨國公司從未對此項營銷投資回報進行衡量。18%企業認為在此毫無成效可言。

“埃森哲曾經試著在這些環境通過優化人員來提高企業盈利能力,比如我們嘗試在企業內部設立電話營銷團隊,通過高提成的方式來刺激銷售。結果非常理想。” 陳澤奇舉例說明。

企業對於市場以及渠道的把握能力不佳是造成成本浪費的主要原因。比如諾基亞2011年推出的WINDOWSPHONE手機,盡管宣傳已經足夠炫和有亮點。但真正到達中國市場的時間是半年后。而在這段時間差裡,消費者的眼光已經被更新的概念和機型所吸引。

陳澤奇舉例說,某個大眾消費食品制造商通過分析和改善旗下三大品牌的通路營銷情況,將營銷預測誤差降低50%以上,同時,將庫存減少30%。

挑戰三:如何管理客戶體驗

俗話說,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湯。這句話,放在當下的網絡世界十分合適。一個客戶的個別體驗往往在互聯網上放大成群體效應。陳澤奇認為,從企業管理來講,對於現代客戶,怎麼能夠確保管理端到端的客戶體驗變成一個新的課題。

這或是不少企業將網絡輿情管理視為洪水猛獸的原因之一。客戶體驗到底如何去管理?傳統行業一般按照功能來劃分:市場部、銷售部、服務部。市場部傳播信息,銷售人員在店裡面或渠道裡賣,客戶購買了產品以后,通過客服(熱線)投訴。

而今天的客戶顯然不是這樣想的,在微博的客戶群超過2億后,大部分消費者一旦遇到問題,都會選擇通過網絡來發泄不滿情緒,而互聯網的傳播效應往往會放大客戶的不滿。

這其中,以客戶為中心的運作模式就顯得十分重要。陳澤奇認為,當下企業對於市場的把控,應該更重視五大能力,即提高企業的物流能力;擴大口碑能力;用更好的方法管理銷售人員;完善銷售以及分銷的渠道的能力;更精細地分析消費者。

Sunday, July 08, 2012

中國再次減息後的幾點看法

最近事忙,上個月的文章剛好也是中國減息,看來中國確實已經進入減息週期.這次的減息對股票市場到底是好是壞?為甚麼中國不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而是選擇減息?

以下是幾點看法:
  • 不選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而選擇減息,是否因為資金需求不足?再推的效果不夠直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5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和去年同期比較下降了1.4%,即使和上月比較也下降0.4%.這可能是個信號!
  • 減息的效應,對於房地產和重負債的企業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可以即時減輕企業還款的負擔.
  • 美元偏強.隨著經濟復甦、稅務優惠的推出,"Made in US"將漸漸成為潮流,導致美元更強.中國出口業或受影響,減息可以為這類的重負債企業減輕負擔.
  • 不少原材料價格已經開始回落;如果美元更強,原材料的價格將會進一步回落.對於製造業比較有利. 如果市場需求可以重拾增長,這類企業的確是不錯的投資對象.
  • 這幾個月發改委所批的項目將陸續向銀行申請資金,減息對於它們是件好事.對於這類企業,短期內可以是投資對象.
  • 市場需求不振,下滑速度加快,這點從4月份中國發電量的數字可以看出來.雖然和上年同期比較仍增長0.7%,但是和3月份的7.2%增幅比較,下降速度明顯.以中國電力比例,工業用電量佔大約70%的總用電量而言,製造業的的最差時間應該快到了.感覺中國將重新回歸以GDP來刺激國內需求的老路(至少不大力反對).對於基建類的股份短期看俏,中長期不利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6月份的CPI、PPI數據將於星期一(9/7/2012)公佈,將有助對這次減息的解讀.期待!

Sunday, June 10, 2012

中國開始減息了,通脹受控?通縮預期?

中國開始減息了!但是,在調低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同時,也容許銀行各上調整存款利率.估計是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之一.雖然市場對此的解讀是放水的前奏.但是,股市却應升不升.這反映了甚麼?

問題在於雖然調低了貸款基準利率,但新的貸款對象不多(不敢貸給民企),舊客戶例如國企之類又需求不多(因為己貸了很多,市場需求又沒有大增加,再貸意義不大).因此,銀行並未能順利放水.不過,當經濟指標回穩,需求增加時,這政策將剌激貸款需求.最怕的是,中國開始有通縮的預期.

Souce: 香港經濟日報
另外,觀察到同一時間幾間大行將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調紛紛至3.5%,息差收窄,損害銀行利潤.對於大型國企銀行(四大行),只是利潤受損;但這舉動一旦形成趨勢,對於中小型銀行將會造成不少負面影響.一方面,利潤受損;另一方面,貸款風險增加,而理財產品需求不足.在和大型銀行競爭時,將處於捱打狀態.如此政策,中長期而言,對於大型銀行實在有利.

個人組合方面,如之前所言,已將部份ETF轉至二三線股.上週增持了少量將受惠國內基建的國企股票,靜待希臘於17日的選舉結果.

Tuesday, June 05, 2012

歐元區的真正危機 :索羅斯

索羅斯(George Soros)最近的一篇文章以Politics 和Social Change的角度解釋目前歐元的真正危機.故勿論索羅斯下了甚麼注,整篇文章充滿哲理,見解獨到(尤其歐元危機部份),從中也可以了解他在投資上的思考脈絡,絕對是一篇值得推薦的文章.

The Future of Europe, by George Soros


Ever since the Crash of 2008 there has been a widespread recognition, both among economis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economic theory has failed.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causes and the extent of that failure.

I believe that the failure is more profound than generally recognized. It goes back to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s tried to model itself on Newtonian physics. It sought to establish universally and timelessly valid laws governing reality. But economics is a social science and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Social phenomena have thinking participants who base their decisions on imperfect knowledge. That is what economic theory has tried to ignore.

Scientific method needs an independent criterion, by which the truth or validity of its theories can be judged. Natural phenomena constitute such a criterion; social phenomena do not. That is because natural phenomena consist of facts that unfold independently of any statements that relate to them. The facts then serve as objective evidence by which the validity of scientific theories can be judged. That has enabled natural science to produce amazing results.

Social events, by contrast, have thinking participants who have a will of their own.  They are not detached observers but engaged decision makers whose decisions greatly influence the course of events. Therefore the events do not constitute an independent criterion by which participants can decide whether their views are valid. In the absence of an independent criterion people have to base their decisions not on knowledge but on an inherently biased and to greater or lesser extent distorted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Their lack of perfect knowledge or fallibility introduces an element of indeterminacy into the course of events that is absent when the events relate to the behavior of inanimate objects. The resulting uncertainty hinders the social sciences in producing laws similar to Newton’s physics.

Economics, which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ought to remove this handicap by taking an axiomatic approach similar to Euclid’s geometry. But Euclid’s axioms closely resembled reality while the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became far removed from it. Up to a point the axiomatic approach worked. For instance, the theory of perfect competition postulated perfect knowledge. But the postulate worked only as long as it was applied to the exchange of physical goods. When it came to production, as distinct from exchange, or to the use of money and credit, the postulate became untenable because the participants’ decisions involved the future and the future cannot be known until it has actually occurred.

I am not well qualified to criticize the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because as a market participant I considered them so unrealistic that I never bothered to study them. That is an indictment in itself but I shall leave a detailed critique of these theories to others.

Instead, I should like to put before you a radically different approach to financial markets. It was inspired by Karl Popper who taught me that people’s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never quite corresponds to reality itself. This led m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 found a two-wa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thinking and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participate. On the one hand people seek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at i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n the other, they seek to make an impact on the situation; I call that the causative or manipulative function. The two functions connect the thinking agents and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participat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I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the situation is supposed to determine the participants’ views; in the causative function the participants’ views are supposed to determine the outcome. When both functions are at work at the same time they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The two functions form a circular relationship or feedback loop. I call that feedback loop reflexivity. In a reflexive situation the participants’ views cannot correspond to reality because reality is not something independently given; it is contingent on the participants’ views and decisions. The decisions, in turn, cannot be based on knowledge alone; they must contain some bias or guess work about the future because the future is contingent on the participants’ decisions.

Fallibility and reflexivity are tied together like Siamese twins. Without fallibility there would be no reflexivity – although the opposite is not the ca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would be imperfect even in the absence of reflexivity. Of the two twins, fallibility is the first born. Together, they ensure both a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view of reality and th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and a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expectations and the actual outcome.

Obviously, I did not discover reflexivity. Others had recognized it before me, often under a different name. Robert Merton wrote about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and the bandwagon effect, Keynes compared financial markets to a beauty contest where the participants had to guess who would be the most popular choice. But starting from fallibility and reflexivity I focused on a problem area, namely the role of misconcep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shaping the course of events that mainstream economics tried to ignore. This has made my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more realistic than the prevailing paradigm.

Among other things, I developed a model of a boom-bust process or bubble which is endogenous to financial markets, not the result of external shocks. According to my theory, financial bubbles are not a purely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They have two components: a trend that prevails in reality and 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at trend. A bubble can develop when the feedback is initially positive in the sense that both the trend and its biased interpretation are mutually reinforced. Eventually the gap between the trend and its biased interpretation grows so wide that it becomes unsustainable. After a twilight period both the bias and the trend are reversed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ubbles are usually asymmetric in shape: booms develop slowly but the bust tends to be sudden and devastating. That is due to the use of leverage: price declines precipitate the forced liquidation of leveraged positions.

Well-formed financial bubbles always follow this pattern but the magnitude and duration of each phase is unpredictable. Moreover the process can be aborted at any stage so that well-formed financial bubbles occur rather infrequently.

At any moment of time there are myriads of feedback loops at work, some of which are positive, others negative.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producing the irregular price patterns that prevail most of the time; but on the rare occasions that bubbles develop to their full potential they tend to overshadow all other influences.

According to my theory financial markets may just as soon produce bubbles as tend toward equilibrium. Since bubbles disrupt financial markets, history has been punctuated by financial crises. Each crisis provoked a regulatory response. That is how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s have evolved, in step with the markets themselves. Bubbles occur only intermittently but the interplay between markets and regulators is ongoing. Since both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regulators act on the basis of imperfect knowledge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m is reflexive. Moreover reflexivity and fallibility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financial markets; they also characterize other spheres of social life, particularly politics. Indeed, in light of the ongoing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s and regulators it is quite misleading to study financial markets in isolation. Behind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lies the visible hand of politics. Instead of pursuing timeless laws and models we ought to study events in their time bound context.

My interpret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differs from the prevailing paradigm in many ways. I emphasize the role of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conceptions in shap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I treat bubbles as largely unpredictable. The direction and its eventual reversal are predictable; the magnitude and duration of the various phases is not. I contend that taking fallibil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makes my conceptual framework more realistic. But at a price: the idea that laws or models of universal validity can predict the future must be abandoned.

Until recently, my interpret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was either ignored or dismissed by academic economists. All this has changed since the crash of 2008. Reflexivity became recognized but, with the exception of Imperfect Knowledge Economics,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have not been subjected to the profound rethinking that I consider necessary. Reflexivity has been accommodated by speaking of multiple equilibria instead of a single one. But that is not enough. The fallibility of market participants, regulators, and economists must also be recognized.  A truly dynamic situation cannot be understood by studying multiple equilibria.  We need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change.

The euro crisis is particularly instructive in this regard. It 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misconceptions and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in shap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 authorities didn’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euro crisis; they thought it is a fiscal problem while it is more of a banking problem and a problem of competitiveness. And they applied the wrong remedy: you cannot reduce the debt burden by shrinking the economy, only by growing your way out of it. The crisis is still growing because of a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hange; policy measures that could have worked at one point in time were no longer sufficient by the time they were applied.

Since the euro crisis is currently exerting an overwhelming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economy I shall devote the rest of my talk to it. I must start with a warning: the discussion will take us beyond the confines of economic theory into politics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hange. But my conceptu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win pillars of fallibility and reflexivity still applies. Reflexivity doesn’t always manifest itself in the form of bubbles. The reflexive interplay between imperfect markets and imperfect authorities goes on all the time while bubbles occur only infrequently. This is a rare occasion when the interaction exerts such a large influence that it casts its shadow on the global economy. How could this happen? My answer is that there is a bubble involved, after all, but it is not a financial but a political one. It relates to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 has led 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uro crisis threatens to destroy the European Union. Let me explain.

I contend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itself is like a bubble. In the boom phase the EU was what the psychoanalyst David Tuckett calls a “fantastic object” – unreal but immensely attractive. The EU was the embodiment of an open society –an association of nation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in which no nation or nationality would have a dominant positio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was spearheaded by a small group of far sighted statesmen who practiced what Karl Popper called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They recognized that perfection is unattainable; so they set limited objectives and firm timelines and then mobilized the political will for a small step forward, knowing full well that when they achieved it, its inadequacy would become apparent and require a further step. The process fed on its own success, very much like a financial bubble. That is how the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w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step by step.

Germany used to be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effort. When the Soviet empire started to disintegrate, Germany’s leaders realized that reunification was possible only in the context of a more united Europe and they were willing to make considerable sacrifices to achieve it.  When it came to bargaining they were willing to contribute a little more and take a little less than the others, thereby facilitating agreement.  At that time, German statesmen used to assert that Germany has no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only a European one.

The process culminated with the Maastricht Treat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It was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stagnation which, after the crash of 2008, turned into a process of disintegration. The first step was taken by Germany when, after the bankruptcy of Lehman Brothers, Angela Merkel declared that the virtual guarantee extended to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come from each country acting separately, not by Europe acting jointly. It took financial markets more than a year to realize the implication of that declaration, showing that they are not perfect.

The Maastricht Treaty was fundamentally flawed, demonstrating the fallibility of the authorities. Its main weakness was well known to its architects: it established a monetary union without a political union. The architects believed however, that when the need arose the political will could be generated to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towards a political union.

But the euro also had some other defects of which the architects were unaware and which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even today. In retrospect it is now clear that the main source of trouble is that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 have surrendered to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ir rights to create fiat money. They did not realize what that entails – and neither did the European authorities. When the euro was introduced the regulators allowed banks to buy unlimited amounts of government bonds without setting aside any equity capital; and the central bank accepted all government bonds at its discount window on equal terms. Commercial banks found it advantageous to accumulate the bonds of the weaker euro members in order to earn a few extra basis points. That is what caused interest rates to converge which in turn caused competitiveness to diverge. Germany, struggling with the burdens of reunification, undertook structural reforms and became more competitive. Other countries enjoyed housing and consumption booms on the back of cheap credit, making them less competitive. Then came the crash of 2008 which created conditions that were far removed from those prescribed by the Maastricht Treaty. Many governments had to shift bank liabilities on to their own balance sheets and engage in massive deficit spending. These countries found themselves in the position of a third world country that had become heavily indebted in a currency that it did not control. Due to the divergence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Europe became divided between creditor and debtor countries. This is having far reaching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o which I will revert.

It took some time for the financial markets to discover that government bonds which had been considered riskless are subject to speculative attack and may actually default; but when they did, risk premiums rose dramatically. This rendered commercial banks whose balance sheets were loaded with those bonds potentially insolvent. And that constituted the two main components of the problem confronting us today: a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a banking crisis which are closely interlinked.

The eurozone is now repeating what had often happened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here is a close parallel between the euro crisis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crisis that erupted in 1982. The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uthorities did whatever wa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banking system: they inflicted hardship on the periphery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enter. Now Germany and the other creditor countries are unknowingly playing the same role. The details differ but the idea is the same: the creditors are in effect shifting the burden of adjustment on to the debtor countries and avoiding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mbalances. Interestingly, the terms “center” and “periphery” have crept into usage almost unnoticed. Just as in the 1980’s all the blame and burden is falling on the “peripher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nter” has never been properly acknowledged.  Yet in the euro cris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nter is even greater than it was in 1982. The “center” is responsible for designing a flawed system, enacting flawed treaties, pursuing flawed policies and always doing too little too late. In the 1980’s Latin America suffered a lost decade; a similar fate now awaits Europe. T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Germany and the other creditor countries need to acknowledge. But there is now sign of this happening.

The European authorities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what was happening. They were prepared to deal with fiscal problems but only Greece qualified as a fiscal crisis; the rest of Europe suffered from a banking crisis and a divergence in competitiveness which gave rise to a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is. The authorities did not even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let alone see a solution. So they tried to buy time.

Usually that works. Financial panics subside and the authorities realize a profit on their intervention. But not this time because the financial problems were reinforced by a process of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While the European Union was being created, the leadership was in the forefront of further integration; bu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authorities became wedded to preserving the status quo. This has forced all those who consider the status quo unsustainable or intolerable into an anti-European posture. That is the political dynamic that mak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st as self-reinforcing as its creation has been.  That is the political bubble I was talking about.

At the onset of the crisis a breakup of the euro was inconceivable: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nominated in a common currency were so intermingled that a breakup would have led to an uncontrollable meltdown. But as the crisis progressed the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progressively reordered along national lines. This trend has gathered momentum in recent months. The Long 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 (LTRO) undertaken by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nabled Spanish and Italian banks to engage in a very profitable and low risk arbitrage by buying the bond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other investors have been actively divesting themselves of the sovereign debt of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If this continued for a few more years a break-up of the euro would become possible without a meltdown – the omelet could be unscrambled – but it would leave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creditor countries with large claims against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debtor countries which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llect. This is due to an arcane problem in the euro clearing system called Target2. In contrast to the clearing system of the Federal Reserve, which is settled annually, Target2 accumulates the imbalances. This did not create a problem as long as the interbank system was functioning because the banks settled the imbalances themselves through the interbank market. But the interbank market has not functioned properly since 2007 and the banks relied increasingly on the Target system. And since the summer of 2011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capital flight from the weaker countries. So the imbalances grew exponentially. By the end of March this year the Bundesbank had claims of some 660 billion euros against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The Bundesbank has becom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danger. It is now engaged in a campaign against the indefinite expansion of the money supply and it has started taking measures to limit the losses it would sustain in case of a breakup. This is creating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Once the Bundesbank starts guarding against a breakup everybody will have to do the same.

This is already happen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increasingly reordering their European exposure along national lines just in case the region splits apart. Banks give preference to shedding assets outside their national borders and risk managers try to match assets and liabilities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rather than within the eurozone as a whol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his asset-liability matching is to reinforce the deleveraging process and to reduce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particularly to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hich are the main source of employment.

So the crisis is getting ever deeper. Tensions in financial markets have risen to new highs as shown by the historic low yield on Bunds. Even more telling is the fact that the yield on British 10 year bonds has never been lower in its 300 year history while the risk premium on Spanish bonds is at a new high.

The real economy of the eurozone is declining while Germany is still booming. This means that the divergence is getting wider.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ynamics are also working toward disintegration. Public opinion as expressed in recent election results is increasingly opposed to austerity and this trend is likely to grow until the policy is reversed. So something has to give.

In my judgment the authorities have a three months’ window during which they could still correct their mistakes and reverse the current trends. By the authorities I mean mainly the German government and the Bundesbank because in a crisis the creditors are in the driver’s seat and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German support.

I expect that the Greek public will be sufficiently frightened by the prospect of expul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it will give a narrow majority of seats to a coalition that is ready to abide by the current agreement. But no government can meet the conditions so that the Greek crisis is liable to come to a climax in the fall. By that time the German economy will also be weakening so that Chancellor Merkel will find it even more difficult than today to persuade the German public to accept any additional European responsibilities. That is what creates a three months’ window.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and reversing the trend would require some extraordinary policy measures to bring conditions back closer to normal, and bring relief to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banking system. These measures must, however, conform to the existing treaties. The treaties could then be revised in a calmer atmosphere so that the current imbalances will not recur. It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to design som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that would meet these tough requirements. They would have to tackle simultaneously the banking problem and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government debt, because these problems are interlinked. Addressing one without the other, as in the past, will not work.

Banks need a European deposit insurance scheme in order to stem the capital flight. They also need direct financing by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 which has to go hand-in-hand with eurozone-wid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The heavily indebted countries need relief on their financing costs.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provide it but they all need the active support of the Bundesbank and the German government.

That is where the blockage is. The authorities are working feverishly to come up with a set of proposals in time for the European summit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Based on the current newspaper reports the measures they will propose will cover all the bases I mentioned but they will offer only the minimum on which the various parties can agree while what is needed is a convincing commitment to reverse the trend. That means the measures will again offer some temporary relief but the trends will continue. But we are at an inflection point.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three months’ window the markets will continue to demand more but the authorities will not be able to meet their demands.

It is impossible to predict the eventual outcome. As mentioned before, the gradual reordering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long national lines could make an orderly breakup of the euro possible in a few years’ time and, if it were not for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ynamics, one could imagine a common market without a common currency. But the trends are clearly non-linear and an earlier breakup is bound to be disorderly. I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lead to a collapse of the Schengen Treaty, the common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tself.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re is an exit mechanism for the European Union but not for the euro.) Unenforceable claims and unsettled grievances would leave Europe worse off than it was at the outset when the project of a united Europe was conceived.

But the likelihood is that the euro will survive because a breakup would be devastating not only for the periphery but also for Germany. It would leave Germany with large unenforceable claims against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The Bundesbank alone will have over a trillion euros of claims arising out of Target2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n addition to all the intergovernmental obligations. And a return to the Deutschemark would likely price Germany out of its export markets – not to menti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So Germany is likely to do what is necessary to preserve the euro – but nothing more. That would result in a eurozone dominated by Germany in which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creditor and debtor countries would continue to widen and the periphery would turn into permanently depressed areas in need of constant transfer of payments. That would turn the European Union into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when it was a “fantastic object” that fired peoples imagination. It would be a German empire with the periphery as the hinterland.

I believe most of us would find that objectionable but I have a great deal of sympathy with Germany in its present predicament. The German public cannot understand why a policy of structural reforms and fiscal austerity that worked for Germany a decade ago will not work Europe today. Germany then could enjoy an export led recovery but the eurozone today is caught in a deflationary debt trap. The German public does not see any deflation at home; on the contrary, wages are rising and there are vacancies for skilled jobs which are eagerly snapped up by immigrants from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Reluctance to invest abroad and the influx of flight capital are fueling a real estate boom. Exports may be slowing but employment is still rising.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would require an extraordinary effort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convince the German public to embrace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to reverse the current trend. And they have only a three months’ window in which to do it.

We need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convince Germany to show leadership and preserve the European Union as the fantastic object that it used to be. The future of Europe depends on it.

Wednesday, May 30, 2012

個股分享: 匹克(1968) 闖蕩美利堅

由於已經將倉位調到較低的比率,加上最近又事忙,現在很少有時間看市.反而,看書的時間多了一些,得益頗大.之前有看我blog的朋友應該很清楚,在體育用品股中,我對匹克是有期特的(雖然它也避免不了存貨充斥渠道的問題),今天分享一篇匹克走出中國、進軍美國的專題報導.雖然短期內並不看好體育用品市場,但這文不錯,除了帶出匹克的用心經營外,同時也反映美國市場的冷酷.

倉位方面,本來是要等到18000點才買貨.不過,看到一些二三線股也實在太殘,最近反彈力度也不錯,於是沽了些指數ETF,補回部份二三線.先摸著石頭過路再說.

匹克闖蕩美利堅:NBA的光環效應
環球企業家

2010年1月,紐約西34街,寒冷冬季的一天。全球最大體育運動用品網絡零售商FootLocker總部來了一位從洛杉磯遠道而來的不速之客。這位客人帶了兩隻超大尺寸的行李箱,裡面塞滿了超過40雙籃球鞋。這些球鞋均為價值不菲的原創設計,你能從熱火隊小前鋒肖恩巴蒂爾(Shane Battier)、掘金隊中鋒賈維爾麥基(JaVale McGee)腳上找到它們。匹克美國分公司CEO粟佳信心十足地希望簽下一筆大生意—Foot Locker擁有超過7000家店鋪,匹克單品一旦進入,即使隻有10%鋪貨率,以單店120雙的訂貨量,每雙100美元計算,一次訂貨金額即可達數百萬美元。

這是一次醞釀已久的拜訪。匹克集團CEO許志華期待粟佳能打開局面。但破局比許預想的要艱難的多。早在粟佳造訪Foot Locker總部的6個月前,粟曾親自打電話給Foot Locker的資深買手們希望見上一面,但這些請求都石沉大海。最后粟求助於數名球員經紀人,許志華亦通過日本伊藤忠商社的一名美國高級經理撮合,拜訪方才成行。

但粟佳還是吃了閉門羹,Foot Locker挑剔的買手們並不願下單。“剛開始,我很天真地覺得中國現有的東西打開美國市場可能行不通,球員版的產品總該可以吧。”粟佳告訴《環球企業家》,“結果這樣的產品也不行。”Foot Locker買手們拒絕的理由很怪—匹克鞋的重量盡管很輕,但肉眼感覺不夠輕,普通消費者無法從外觀及材質上感知其科技含量,因此會缺乏購買欲望。買手們威脅說,若做不到令消費者“感覺輕”,Foot Locker就不願意再浪費時間。Foot Locker還有挑剔的工作周期,其樣品確認耗時超過兩個月,產品規劃則多提前三年。

許志華亦感受到內部壓力。在董事會上,他曾遭到來自紅杉、建銀、聯想等外部董事的炮轟。后者擔心匹克會因拓展美國市場而馬失前蹄。資本市場的反饋亦趨同—花旗銀行分析師曾出具負面分析報告,匹克股價一度暴跌。“很多分析師、財務投資者隻關注當期的財務表現—每投入一塊錢,收進來多少錢。我關注的要長遠的多。”許志華告訴《環球企業家》。

許等不及了。2011年12月,匹克獨自投資的首家籃球概念主題店在洛杉磯韋斯特菲爾德商場二樓試營業。3個月后,另一家店鋪在洛杉磯的好萊塢梅爾羅斯大街開業。長期以來,匹克已成為NBA俱樂部裡僅次於耐克和阿迪達斯的贊助商,其商標注冊國家和地區超過160個,總計擁有超過200家海外網點,海外銷售額約佔營業額亦達10%,但在美國市場,匹克的銷售額幾乎為零。現在,許決心搶灘登陸,一試身手。
打擊

對粟佳個人而言,失敗的打擊更具毀滅性—他曾是重慶市最大的匹克經銷商,每年營業額高達數億元。為了進軍美國市場,粟甚至放棄了自己的生意。

2008年,粟作為“精英分子”應邀參加賈森基德美國簽約發布會,隨即他被選中陪同許志華前往紐約、華盛頓、拉斯維加斯、洛杉磯等地考察市場。一年后,赴美開店正式立項,粟被許圈定成了“加西亞”。

Foot Locker在業內舉足輕重。它賴以起家的秘密在於所銷球鞋在款式上風格獨特,因此吸引了很多追隨者。Foot Locker極擅長以賽事及明星營促進球鞋銷售,比如時下極為流行的街球、3對3籃球賽等,Foot Locker在其中都扮演著發起者的角色。這都是匹克所缺。

美國體育用品零售大致有以下型態:專業體育用品賣場、專門店、職業教練體育用品店、折扣商店、倉儲型體育用品超市、百貨公司、郵購等。但風頭正勁的仍是類似Foot Locker這樣的專業零售店。其原因在於在零售通路連鎖化及大型化發展下,美國體育用品銷售通路已縮短至僅一至兩個層級。體育用品公司不是由公司直銷就是委托代理商將產品直接送往零售通路。其中僅有極小的一部分會因為美國幅員遼闊而透過批發商轉銷給零售商。一般而言,規模較大的連鎖零售業者通常都直接向廠商訂貨。除了規模龐大、連鎖經營的龐然大物外,美國亦存在為數不少的小規模零售業者。不過這些零售業者的進貨規模小或者位置偏僻,通常無法符合廠商訂貨的最小起訂量,因而必須透過批發商或採購集團進貨。

許志華希望雙管齊下,一方面與Foot Locker等專業零售商合作,另一方面則自行發展自營店。后者堪稱大膽—迥異於國內大行其道的專賣店模式,匹克統計發現耐克在美國僅有約20家Nike Town,阿迪達斯幾乎為零。在美國體育零售市場,大型零售商渠道佔據將近50%的市場份額,在剛剛過去的一年,Foot Locker在美國國內銷售額已經超過耐克、阿迪達斯在美的銷售額。未來5年內,其年營收將突破75億美元。但在許志華看來,直營亦是必須—利益熏心的代理商無法承擔諸如球員服務、研發等細致入微的工作,自營的效率亦更高。

NBA的光環效應使得匹克在美國不缺乏賺快錢的機會,一些人則慕名前來尋求獨家代理。其中不乏鼎鼎大名者。“大鯊魚”沙克奧尼爾(Shaquille O'Neal)的經紀人佩裡羅杰斯(Perry Rogers)名列其中。羅杰斯甚至專程邀請許志華去其家中做客。這次見面令許志華對“美式享樂”認識更為深刻。羅杰斯豪宅內有一個奢華的籃球場、保齡球場以及電影院,它令湖人隊諸多隊員都趨之若鹜。羅杰斯希望全面代理匹克產品,但不承擔研發等衍生職能,許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對粟佳來說,首當其沖的難題是匹克沒有任何渠道資源。早年匹克鞋曾以貿易的方式出口美國,但這些零散的訂單讓匹克無法追蹤其流向,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渠道伙伴。美國零售渠道多為買手制,這些職業買手,匹克並無方法接洽。粟曾冒失地前往拜訪包括Foot Locker、Champs、Footaction、百貨公司希爾斯(Sears)、梅西(Macy)在內的諸多零售商,但都被拒絕—買手們除非經過預約,否則不會接待陌生的來訪者。

此外,專業賣場雖品牌眾多,平均每個品牌展示的產品並不多,大約僅有數十款產品,這些產品無一例外更強調科技感和專業性。“美國人崇拜科技含量,如果沒有科技含量,再好的設計也無法支撐高價。”粟佳說。一位資深買手曾告訴粟現在市場上運動鞋類旺銷的秘訣是瘋狂的輕以及看得見的科技含量—這亦成為現在匹克銷往美國市場產品的兩條軍規。

中國體育用品品牌開拓美國市場並不缺少前車之鑒。2007年,李寧在美國波特蘭設立研發中心,開設品牌體驗店,並與Champs等運動品牌渠道商合作。李寧堅持高舉高打,其美國員工一度超過50名,產品均價超過100美元 —這一價格與耐克美國售價旗鼓相當。但李寧在美國無足夠的品牌知曉度,產品很快積壓嚴重,Champs最終竟以4.99、9.99美元傾銷其貨品。

“同行的失敗給了我們很多啟發。對我們來說,首選還是自己開店。”許志華說。2012年,許的目標是在美國市場銷售額達到1000萬美元。

Design for US

許志華的父親—匹克董事長許景南甚至為此親自考察了紐約、華盛頓和洛杉磯的數十家商場,匹克調研團隊發現美國消費者不像國內如此熱衷於新產品,對外觀亦不敏感。“在美國,五年、十年前的球鞋照樣熱賣,這在國內是難得一見的。”匹克北京研發中心總經理崔亞光對《環球企業家》說。此外,美國的商場更加分散,很多城市並無明顯的商圈。白人更熱衷於跑步,而黑人更偏愛籃球。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不能創造出適合美國文化、人群細分和有科技含量的產品,匹克就無法打開缺口。

粟不得不委托獵頭公司招募合適的設計師,在一年的時間內,粟終於招募到來自耐克、新百倫等公司的四名設計師。粟還重新組建了四人的銷售團隊,品牌總監來自耐克,其余員工則來自阿迪、彪馬等。粟對貨品重新進行調整。美國貨品40%會從既有產品庫中直接挑選,30%繼續改進,剩下30%則需重新設計研發。

首先是材質顏色更適合美國文化。美國人並不喜歡碎花式的色塊,而更喜歡大塊的顏色—結果是,匹克供美國市場的產品中大約50%的既有款式需要調整。

另一項棘手的工作是依據美國的消費習慣重新對球鞋配色—在美國,球鞋的配色很少超過三種以上。最迫在眉睫的還有尺碼調整。之前匹克採取的一直是法國尺碼,現在則要將數以萬計的貨品重新調整為美國尺碼。

這並非易事。如此,匹克所有鞋類產品的模具及楦頭均需重開,僅此兩項即花費數千萬元。
美國市場為匹克帶來的另一個變化則是研發體系的改變。分歧之一是圖紙的標注方法,中美對特定技術術語的稱謂不同,崔重新設定了技術稱謂及標注方式。

此外,匹克的內銷外銷均混合操作,並無獨立針對某一海外市場的操作經驗,而現在前期設計開發工作由美國設計團隊開發完成,后期的打樣工作均在國內,設計師通過網絡交流。崔透露大約有10人的鞋類設計師將為美國市場獨立設計,每個季度大約推出50至60個款型,一年約有200款鞋子推出市場,其中20%的設計將被甄選淘汰。“我希望設計團隊不是今天的狀況,未來的研發一定是以美國人為主,一定是在美國。”崔亞光說。

設計師們的成果檢驗尚待時日。針對美國市場的第一批貨品將在2013年第一季度面世。崔透露,匹克計劃今年7月在廈門召開美國市場訂貨會。這在匹克歷史上還是頭一回。以往此類訂貨會多針對中東市場,例如伊拉克、黎巴嫩等。其市場共性是設計的要求並不高,有嚴格的顏色禁忌,亦是價格敏感者。

在崔看來,國內設計師水平並不輸於美國,但工作量過於密集—設計師需完成一年四季的訂貨設計,三個月即要滾動開發,其一個月的開發量相當於美國半年。美國一個貨品從創意到最終出爐,改動6至7次亦很正常,但迫於上市壓力,國內設計師的改動最多僅有2至3次。

“最大的挑戰是我們不少人沒有去過美國,卻要設計純粹美國化的產品。”匹克籃球小店設計師顏岩對《環球企業家》說。顏坦言自己對美國文化感知仍局限於網絡和電視。對設計師來說,壓力最大莫過於對當地消費者喜好了解不深,很難把握其設計是否具有“美國味”。

至今,匹克國內設計團隊與美國設計師協同工作的機會並不多。雙方款式設計各自獨立,平時僅通過E-mail發送文件交流。隻有在美國設計師造訪中國時,才能與國內設計師面對面,相互提供一些圖紙、意見以及想法。

如設計開發巴蒂爾七代蛇年特別款,美國設計師首先確定將在明年春節期間推出,然后討論具體的方案細節,中國設計師總結創意元素,然后與服裝和帽子做整體的色彩、細節搭配。最終體現在圖紙上,交由開發部門打樣制作,反饋做必要的修改。這與匹克平時的開發流程別無二致,但最終的產品卻差距甚遠。

在顏岩看來,這根源於美國球鞋文化早在1970年代業已形成,當地人擁有十分濃烈的籃球情結、球星情結和球鞋情結,對球鞋的性能外觀及褲子、上衣、帽子的搭配均有個性化的想法。國內則明顯滯后,其設計需要照顧到大多數普通消費者,因而基礎款式較多,而美國人更在意個性—要求鞋服在色彩和細節上的統一搭配。

另一個挑戰則是文化差異。例如中國設計師曾以大黃蜂為概念為美國市場設計一款寓意為極強攻擊性的球鞋,美國人則不以為然—在美國的文化中,大黃蜂寓意為新手和菜鳥。這個方案最終被拋棄。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要確保其籃球產品的專業性,以此贏得美國消費者的認可。匹克為此投入不菲。例如提升運動鞋防滑性能及消除運動中鞋底摩擦在地板上的留痕問題,其重新購置的研發設備超過100萬元。除此之外,還有諸多檢測紡織品特性的專業設備,其中涉及的材料檢測最多可達16項。為了獲取NBA賽場最專業數據,匹克鞋類技術研發中心技術總監李家保曾親自前往NBA測試其地板。“如果單就圖紙而言,設計無一例外均與現實有著顯著的偏差,重要的是如何彌補這些偏差。”李家保對《環球企業家》說。以麥基戰靴為例,鞋底紋路專為內線球員設計的,不同的受力區域使用不同的紋路,並在旋轉區域設置旋轉鈕,匹克在分析了麥基的技術特點后,設計了彎折溝的分布。如此一來,麥基就能更順暢地做出動作。而足弓的支撐結構增加了一個透氣通道,通往鞋內,隨著運動,源源不斷將濕氣排出,再長時間的比賽仍然保持干爽舒適。

軍美國市場大大刺激了匹克的鞋底開發任務量。一般而言,運動鞋的運動特性往往依賴於鞋底設計,以實現避免運動傷害、減震、抓地等特殊功能。匹克多年前即擁有業內為數不多的自營鞋底工廠。這些研發投入均代價不菲,一套橡膠鞋底模具成本價在 7000至8000元不等,針對美國市場重新開發鞋底亦需要數百萬元的投入。

開張


匹克很快花掉了數千萬人民幣。為了打開市場,許志華甚至一度希望並購美國運動品牌AND1。但考慮再三,許志華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

在粟佳的建議下,許志華決定將總部設在洛杉磯。起初許曾考慮將總部設在紐約,但經評估后發現,洛杉磯在店鋪租金、物流及人工方面更具成本優勢,粟佳估計至少比紐約低30%。另一個考量是就近原則。洛杉磯周邊聚集著大量體育用品公司,例如耐克、阿迪達斯、哥倫比亞等,更有利於招募人才。粟希望打造一個純粹的美國公司,在匹克位於洛杉磯霍華德休斯中心的辦公室周圍方圓5英裡范圍內沒有一家中餐館。匹克美國公司現在已有超過20名員工,但僅三名中方員工。

粟佳在選址方面也煞費苦心,他從專業中介公司處篩選超過20處店鋪逐一考察,最終選擇兩處。其中一家為籃球專業店,靠近湖人和快船隊主場,聚集大量籃球人群;另一處則為潮流店,距離好萊塢時尚大道一箭之遙。粟佳調查發現,美國人購物目的非常明確,而且由於當地缺少步行街,門店必須臨近驅車容易經過的主干道。就租金成本而言,赴美開店的成本與國內相比並不高,租金亦為月付,但人工及裝修費用約是國內的6倍以上。

另一個困擾是供應鏈難題,在中國,體育用品公司多喜歡自建倉庫及物流,而在美國多為第三方物流。后者則提供從海關報關到終端賣場、網上銷售的物流整體解決方案。粟在半年時間內考察了5家物流商方才做決定。

迥異於國內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交易方式,美國人則熱衷於將一切環節置於律師監控之下。真正的細節往往都是律師決定。一旦意向達成,對方則需要對信用做盡職調查。匹克在美國並無任何信用記錄,這給粟佳帶來了巨大的麻煩。美國人甚至就許景南是否是匹克董事長這一事實,要求匹克董事會出具法律文件。為了獲得完整的法律文件,匹克整整花了數月時間。
匹克希望與橫亙於前的5大品牌(耐克、阿迪達斯、喬丹、K-SWISS、銳步)展開直接競爭。在美國,耐克、阿迪達斯分別佔據60%、20%的市場份額,其余品牌則瓜分剩余20%。在匹克美國公司首席運營官周洋的手機中甚至存有這樣一張照片:2011年總決賽中,8名球員腳踏不同品牌的球鞋—3雙耐克、1雙匹克、1雙阿迪、1雙喬丹、1雙康沃斯、1雙銳步。

匹克的消費人群設定為15至21歲的男性、草根、籃球愛好者、樂於嘗鮮者。其調研發現,在耐克阿迪之外,美國市場有一批樂於嘗鮮者。他們是推動美國球鞋產業更新換代的主力。美國球鞋市場約10年就產生一次新的領導品牌,如1960年代的匡威、1970年代的阿迪達斯、1980年代的銳步,1990年代至今則是耐克,其力量不容小覷。

如果你的產品足夠好,差異化夠明顯,美國人就願意支付高價格。”粟說。但在美國打造品牌的方法亦與中國迥異,中國人隻要看到電視廣告、明星代言、高檔商場鋪貨就會自然對公司產品產生信賴,美國人則不然,樂於嘗鮮者往往都是意見領袖,也更關注產品本身。

匹克大膽為此下注。鮮為人知的是它贊助了在國內並不為人所知的洛杉磯德魯聯賽(Drew League)。查爾斯德魯高中籃球館是一座普通的學校籃球館,看起來甚至有點寒酸—連永久性的看台都沒有,隻有幾個勉強算是看台的鐵架子放在場地兩邊。德魯聯賽成立於1973年,其創立者埃爾文威利斯建立聯盟的初衷是希望孩子們能夠在這裡“上一堂有關人生的課程”。觀看比賽完全是免費的,一般是在街頭公園或者非常小的體育館進行。但每當NBA歇賽,如果你來到這座不起眼的體育館,你會發現連看台都座無虛席了。比賽球員均是當地人都不認識的無名小卒,夾雜在平民球員中的隊友卻不乏鼎鼎大名者,例如科比布萊恩特、勒布朗詹姆斯等。頂級球星讓德魯聯賽星光四溢,貴氣十足。但骨子裡面,它依舊是個平民化的聯賽。親和力和草根特性,才是這個聯賽的精神。在匹克看來,這亦是其品牌精神。

贊助此類聯賽的初衷乃靈光一閃。在一次城市大堵車中,百無聊賴的粟佳打開了收音機,他聽到一名當地的DJ指責科比並不是洛杉磯人,理由是他沒有在德魯高中打過球。當地人對籃球文化的理解令粟佳倍感驚奇—他覺得自己終於找到鎖定其目標人群的大門鑰匙。另一個潛在處女地則是美國大學生籃球聯賽(NCAA)。許志華透露,匹克正伺機而入。

“匹克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許志華對《環球企業家》說

Saturday, April 28, 2012

產業分享:家電業行業洗牌

過去一兩個星期大市『上上落落』沒有方向,成交低迷.不過,觀察到之前一些不斷向上突破的股票,由高位回落,但不少之前跌了不少的股票在這個時候從低位向上突破,而且成交也增加了不少,因此估計在沒有新資金湧入的情況下,仍在市場的資金只有在不同板塊間炒上炒落,利用炒差價『搵食』.所以組合中的二三線股仍然照之前定的策略在高位沽出,爭取在低位買回,而ETF部份則保持不動.

中國的PMI下降中,但中央開始放寬不少生活用品的加價要求,是否企業的盈利已經到了『無利可圖』的地步,從而影響企業再投資的意向?如是,一些內需型企業(如能在這一次宏觀調控中存活下來),會有機會進入盈利上升期.

分享一篇冰箱產業的文章,從中可以側面了解家電業的困境.一是產能過剩,二是政策透支.

冰箱產能過剩三成 今明兩年將迎行業洗牌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今年國內冰箱的銷量將下降20%~30%,從去年的5000萬台下滑至4000萬台。"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甘永和近日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

經過前兩年高歌猛進的擴產后,目前國內冰箱產能已超過1億台。業內預計今年國內冰箱銷量或將出現負增長。分析師認為,中國冰箱業產能過剩三成,今明兩年將迎來行業洗牌。

產能大躍進

甘永和認為,這主要是政策透支和房地產市場低迷兩大因素造成的。"以舊換新"、"家電下鄉"政策提前透支了部分家電消費力。隨著政策逐步退出,加上房地產業持續調控,今年家電業增速將回落。另一家冰箱上市公司的有關負責人也表示,今年國內銷量與去年持平有難度。

研究機構的數據支撐著這種不樂觀的預期。據中怡康的統計,今年1~2月份,國內冰箱銷量同比下降28.9%;奧維咨詢的數據則顯示,今年1~2月份,國內冰箱銷量同比下滑15%。中怡康預計,2011年國內冰箱銷量將同比下降5%至3500萬台,而2009年、2010年、2011年國內冰箱的銷量依次同比增長11.9%、20%和2.9%。

2009年、2010年的好光景促使冰箱產能大躍進。業內人士估計,國內冰箱產能至今已超過1億台/年。美的就曾經規劃,五年內在合肥、南沙、荊州的冰箱產能擴至2500萬台。

而且,新進者紛至沓來。其中,彩電企業比較積極。TCL家電產業集團CEO陳衛東曾向本報透露,今年如果有合適機會,希望通過收購的方式,獲得穩定的冰箱產能。康佳憑借安徽滁州基地,想做大冰箱業務。創維在南京的冰箱基地去年投產。

空調、洗衣機企業也來分一杯羹。格力在合肥的基地目前有生產"晶弘"牌冰箱,銷售走格力空調專賣店的渠道。合肥三洋今年借打造"帝度"新品牌之機,正式切入冰箱領域。還有新崛起者。借力家電下鄉迅速成長的冰箱代工企業奧馬電器,近日已登陸中小板。

從外銷看,今年歐美經濟疲軟,冰箱出口形勢也不樂觀,因此產能過剩已成事實。

醞釀變局

產能擴張、市場萎縮,兩面夾擊,冰箱行業正面臨著新一輪變局。

甘永和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下,冰箱業本來有一批雜牌企業出局,"家電下鄉"政策讓一些中小企業活下來,今年政策逐步退出,殘酷的"洗牌"不可避免。

去年參與"家電下鄉"冰箱投標的品牌有近百個。奧維咨詢白色家電中心研究總監韓昱預測,借家電下鄉政策活過來的部分長三角、珠三角的小型冰箱廠,其老化的冰箱產能將遭淘汰。與此同時,國內冰箱業前面的陣營也將有變化。目前,海爾領先,美的、海信科龍、美菱、新飛緊隨其后。韓昱預計,第二陣營中將有一兩個企業會"掉隊"。

因此,巨頭們正往高、低兩端延伸,努力擠佔別人的份額。海爾力推"卡薩帝"的高端冰箱和"統帥"的廉價冰箱;海信重新打造"容聲冰箱",想搶佔更多的中高端市場;美的也在推凡帝羅高端冰箱;美菱去年四季度營銷變革之后,今年重在產品升級。

一位業內人士向本報透露,為了避免庫存過多,已有知名冰箱企業減少開工率,並向地區銷售公司下放更大的自主權,以加快產品周轉。

Sunday, April 15, 2012

中國進入停滯不前的狀況?!

國家統計局發表了中國中國首季經濟數據,增速減至 8.1%.參考之前的數據,這個數據不妙.如果將這數據和最近發佈的國家財政收入對比,就會發現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比想像中更困難.

一季度累計,全國財政收入近3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50.51億元,增長14.7%.表面上看起來還可以,可是如果和去年相比,增速明顯放緩.去年同期收入的增長為33.1%;當中,稅收增長達32.4%,而今年則只有10.3%,情況令人不安.

再細看當中細節,一般貿易進口同比增長只有8.2%,和去年同期比較回落近30%;1-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5.2%, 和去年同期比較更回落近40%.不過,佔財政收入一成多的企業所得稅同比反而增加近20%.工業並不好做!

在如此的經營環境下,一旦市場流動性再進一步收緊,將對各行各業做成更大的打擊.估計最近的金融改革是不得不進行的一步;面對通脹(主要由貨幣供應引致)、成本上漲以及國內需求未能有效被釋放,人民幣進一步升值是否其中個可取的方法?前兩天央行宣佈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浮動幅度由原先的0.5%擴大至1%是否其中一個佈署?配合利率漸漸市場化,將民間存款釋放消費....

個人組合方面,已減至中度保守的持股量,以EFT為主.基於相信市場大幅向下走的機會不大(如此情況下,三月份銀行新增貸款也有一萬億),還是會繼續保持一定數量的二三線股,數目則相對集中.不過,一旦發現有二成或以上利潤,就會先行套利,等回調有機會再買.同樣的,對一些「走樣」的股份,就要立即止蝕.


全國公共財政收入情況
來源:中國財政部

3月份,全國財政收入9057.97億元,比去年同月增加 1426.62億元,增長18.7%。其中,中央財政收入4036.14億元,同比增長14.3%;地方本級收入5021.83億元,同比增長 22.5%。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7356.47億元,同比增長12.4%。

一季度累計,全國財政收入29976.2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50.51億元,增長14.7%。其中,中央財政收入14642.5億元,同比增長12.1%;地方本級收入15333.75億元,同比增長 17.3%。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25857.81億元,同比增長10.3%。
一季度主要收入項目情況如下:

1.國內增值稅6602億元,同比增加337億元,增長5.4%。增幅較低,主要是受工業增加值增速放緩、價格漲幅特別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大幅回落以及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等因素影響。

2.國內消費稅2392億元,同比增加313億元,增長15.1%。

3.營業稅4014億元,同比增加282億元,增長7.6%。其中,受商品房銷售額下降影響,房地產營業稅減少197億元,下降17.5%。

4.企業所得稅4139億元,同比增加705億元,增長20.5%。扣除上下年政策性退稅因素后,一季度企業所得稅增長15%左右。

5.個人所得稅1911億元,同比減少127億元,下降6.2%。主要受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准,以及調整個體工商戶經營所得稅率結構減收影響。

6.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4162億元,同比增加478億元,增長13%;關稅780億元,同比增加69億元,增長9.6%。一季度進口稅收增幅明顯下降,3月份回落至5.7%,主要受一般貿易進口增長放緩以及對部分商品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影響。

7.出口退稅2551億元,同比增加226億元,增長9.7%,賬務上沖減財政收入。

8.車輛購置稅565億元,同比增加102億元,增長22%。受汽車產銷量增幅下降影響,3月份車輛購置稅增幅回落至5.8%。

9.証券交易印花稅92億元,同比減少40億元,下降30%。主要受股市成交額大幅下降的影響。

10.城市維護建設稅829億元,同比增加103億元,增長14.2%。

11.地方小稅種情況:契稅663億元,同比減少105億元,下降13.6%;土地增值稅610億元,同比增加26億元,增長4.5%;耕地佔用稅401億元,同比增加155億元,增長62.9%;城鎮土地使用稅376億元,同比增加94億元,增長33.6%。

12.非稅收入4118億元,同比增加1432億元,增長53.3%。其中,地方非稅收入3472億元,同比增加1158億元,增長50.1%,主要是部分上年末非稅收入在今年初集中入庫以及一些地區加強非稅收入清繳等因素影響。

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長14.7%,比去年同期(33.1%)回落18.4個百分點,其中稅收收入增長10.3%,比去年同期(32.4%)回落22.1個百分點。收入增幅明顯回落的主要原因:一是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今年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6%,比去年同期回落2.8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0.9%,比去年同期回落 4.1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4.8%,比去年同期回落1.5個百分點;一般貿易進口同比增長8.2%,比去年同期回落29.2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同比下降14.6%,比去年同期回落41.9個百分點;1-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5.2%,比去年同期回落39.5個百分點。相應地,增值稅、營業稅、進口環節稅收、企業所得稅等主體稅種增幅大幅回落。二是價格漲幅明顯回落。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3.8%,比去年同期回落1.2個百分點;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上漲0.1%,比去年同期回落7個百分點;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上漲1%,比去年同期回落9.2個百分點。以現價計算的流轉稅等稅收收入增幅相應回落。三是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今年起,國家繼續實施調節收入分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調整產業結構、擴大進口以及穩定物價等方面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個人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關稅等稅收收入相應減少。

全國公共財政支出情況

3月份,全國財政支出10193.91億元,比去年同月增加2623.91億元,增長34.7%。其中,中央本級支出1529.08億元,同比增長19.2%;地方財政支出8664.83億元,同比增長37.8%。

一季度累計,全國財政支出24118.0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億元,增長33.6%。其中,中央本級支出3841.98億元,同比增長22.7%;地方財政支出20276.07億元,同比增長35.9%。

一季度全國財政支出主要項目情況:教育支出3494億元,增長34.7%;科學技術支出648億元,增長32.7%;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293億元,增長22.3%;醫療衛生支出1293億元,增長68.2%(其中醫療保障支出785億元,增長87.7%);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3773億元,增長 33.2%;住房保障支出466億元,增長74.7%(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224億元,增長2.8倍);農林水事務支出2126億元,增長38%;城鄉社區事務支出1815億元,增長40.8%;節能環保支出379億元,增長64.8%;交通運輸支出1543億元,增長1倍;資源勘探電力信息等事務支出783億元,增長43.3%;國債付息支出560億元,增長36.9% 。

Monday, April 09, 2012

Hold不住的China:4分20秒,了解近期中國經濟發展

最近花在微博的時間越來越多,除了工作上的需要外,微博的確是一個收集不同資訊的好地方.不過,要注意的是...避免成為微博控!

近期在微博看到這個有關中國經濟和互聯網最近發展狀況的短片(國內叫視頻),非常值得一看!  IT或廣告界的朋友看完一定會忍不住笑~





Wednesday, April 04, 2012

大市調整和溫家溫的談話

溫家寶終於開口談中國中資銀行,暗示它們(尤其國企銀行)的盈利來自壟斷性的地位。雖然周小川反駁銀行的盈利是有週期性的,不過理據沒力,加上利率市場化的趨勢開始形成,相信中資銀行股將面對更多的壓力,對大市有一定影響。如今溫家寶的說話,非常具參考價值,值得一讀。

個人組合方面,明天會乘大市下向下時買入一些調整超過二成的心水股份。

溫家寶南方調研 稱中央已統一思想打破銀行壟斷

4月1日至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廣西欽州,福建泉州、莆田、福州等地就經濟運行情況進行調研。溫家寶指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情況總體是好的,但也要保持清醒頭腦,增強憂患意識,密切關注經 濟運行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實行靈活審慎的宏觀政策,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

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了

3 天時間裡,溫家寶到福建七匹狼、匹克集團、福耀玻璃等企業了解情況,還深入到電子商務、廣告傳媒等小微企業了解情況,並與企業家召開了三次座談會。溫家寶 表示,他這次來,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一下當前經濟形勢,“對你們來講,就是企業的運營狀況。我知道今年最主要的形勢就是經濟下行壓力大,再一個,企業虧損大 ”。福建匹克集團董事長許景南說,目前企業雖然仍處於盈利中,但內需不足,外需乏力。他建議繼續下調銀行存款准備金率,放鬆銀根。

來自恆安集團的許連捷同時也是一家小額貸款公司的董事長,他說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還體現在資金到位的時間與企業的需求並不匹配。“往往生意來了,要貸款了,但是資金到不了位;當資金到位了,生意丟了。這一點是長期困擾我們中小實體企業的一個問題”。

溫 家寶說,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就是要打破壟斷,溫州試點的有些成功經驗要在全國推廣。溫家寶說,“關於融資成本,其實我這裡坦率地講,我說我們銀行獲得利 潤太容易了。為什麼呢?就是少數幾大銀行處於壟斷地位,隻能到它那兒貸款才貸得來,別的地方很困難。我們現在所以解決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根本來講,還是要 打破壟斷。中央已經統一了這個思想,你也看到了在溫州進行試點。我想,溫州的試點,有些成功的,要在全國推廣,有些立即可以在全國進行。”

鐵路發展不能因噎廢食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是國內工程機械行業首家在境外上市的企業,1到2月產值和銷量同比都下降,溫家寶問公司總裁邱德波:“你是搞什麼機械的?”

“裝載機、挖掘機、壓路機、叉車……”邱德波回答。

“ 跟基本建設有聯系。”溫家寶說,“現在我也是在想,預調微調其實當前一個重點就是在建、續建項目一定要保証資金。” 溫家寶舉例說:“比如說鐵路去年是7000億投資,今年下降了,還有5000億的投資,5000億的投資要到位,使在建的鐵路線路要開工啊……一次溫州事 故沖擊了我們,但是我們不能不全面看待我們鐵路這些年的發展,包括高鐵的發展,給經濟社會以及群眾生活帶來的積極影響。”

溫家寶指出,不能過快地、盲目地增長,但是在中國,如果沒有一定的投資需求,內需也擴大不起來,“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好多農民工掙不到工資了,內需從哪兒擴大?”

溫家寶表示,處理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克服我們面臨的困難,依然是要處理好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結構調整和管好通脹預期三者之間的關系,這不是空話。盡管我們遇到困難,但是我們還是應該抱有信心:對中國的經濟抱有信心,對企業的發展抱有信心。

盡快啟動一批帶動性強項目

3日上午,溫家寶在福州主持召開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四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

福建省省長蘇樹林、上海市市長韓正、江蘇省省長李學勇、浙江省省長夏寶龍在發言中認為,今年一季度,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基礎牢固,但企業融資難題仍然突出,經濟運行存在部分行業企業效益下滑、對外貿易增速放緩等問題。

溫家寶說,目前全球經濟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一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適度的投資規模,有序推進“十二五”規劃重大項目按期實施,盡快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作用強的重大項目。對有還款能力的項目要繼續支持,防止資金鏈斷裂。繼續搞好價格調控,防止物價反彈。二要落實強農惠農政策三要努力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加快出口退稅進度,為企業擴大出口創造有利條件。研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重點支持企業開拓新興市場、培育自主品牌、擴大服務產品出口。幫助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四要大力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切實打破壟斷,放寬准入,營造各類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共同發展的制度環境。五要堅定不移地繼續實施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抓緊完善保障房建設、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

Monday, March 26, 2012

產業分享:太陽能光伏企業的Turn Around策略

年初不少人討論太陽能光伏市場的黑暗期已過,多晶硅價格已經在週期底部.不 少香港上市的太陽能企業(包括保利協鑫能源(3800)、卡姆丹克太陽能 (712)、創益太陽能(2468)等),它們的股價也相應作出強烈的反彈.不過,最近隨著國家發改委的聲明,表示國內地大多數多晶硅企業(尤其是上游企 業)在生產方面紛紛出現虧損,目前有大約 80%的企業已經停產.在投資這類週期性股票時,對於行業週期的把握和企業在行業產業鏈的那一個位置的了解都非常重要.一旦誤判,等待收成的時間的確不容易捱!最近, 《經理人》雜誌的一篇文章,對於了解在太陽能行業中不同企業如何在低潮中自我調節,為下一次週期做準備非常有用.值得和大家分享!

光伏企業過冬3大活法 寒冬下的突圍路徑

過去一年,太陽能光伏行業的確很糟糕,從絕對的賣方市場,變成了買方市場,有些公司如臨惡夢一般。

《經理人》對國內外多家上市太陽能光伏企業進行了專訪,它們模式不同,在這次行業性危機中表現也不同,我們很難就此斷言模式的優劣。只能說,在產業周期波動中,好公司、好模式,有更強的自我調節能力,即使虧損,它依然有迅速把企業拉回正軌的能力和資本。

2012依然如履薄冰。晶澳太陽能控股有限公司CEO方朋接受《經理人》專訪時說,這次產業寒冬讓他們明白,成本控制、技術實力、品牌化的重要性,也是突破的方向。

路徑一:上游深度垂直整合

通過更深度的垂直整合,從原料採購端控制價格,擁有較強的價格控制力和風險平衡能力

代表企業: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垂直整合是很多太陽能光伏企業採取的模式,但整合的深度不同,面對行業危機時,結果的差異也會很大。2011年前三個季度,晶科能源是少數盈利的太陽能光伏廠商之一,四季度財報尚未公布,但總體上較為樂觀,其光伏組件的出口額達到9.6億美元。

" 垂直整合模式,讓晶科有比較強的成本控制能力,我們的產品規劃也在不斷瘦身,所以庫存比較合理,沒有大量積壓。"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品牌總監錢晶接受 《經理人》專訪時說。晶科的垂直整合從原料端開始,貫穿從硅錠、硅片到太陽能電池及組件的整個生產流程,這使得晶科在每個環節,都對價格擁有控制力,如果 隻做局部的電池或者組件,就比較被動。

打個比方,原來100元的產品,今天降到90元,晶科的垂直整合模式,可以倒 推回去,哪一環節需要多少成本,或者每個環節要犧牲多少利潤,而去達到這個價格目標。如果不是垂直整合模式,上下游不配合,自己也不控制,就無法倒推,最 后降下來的10元錢,隻能自己扛,而垂直整合越深,成本分攤越多,風險越小。

產能過剩,價格下跌,導致很多公司經營 困難。晶科對庫存的控制比較得力,據錢晶介紹,晶科的訂單管理比較扁平化,可以確保庫存在一個很健康的水平,需求量大時不會缺貨,量下來時也不會庫存太 多。這主要歸功於產品規劃。在行業內,有的公司產品線拉得很長,每個種類都備貨保持安全庫存。而晶科的做法是,研究客戶到底需要什麼,根據市場主流需求規 劃產品,備庫存,做到簡化和瘦身。

晶科是財務主導型公司,總體運營相對更安全。財務負責分析價格和掌控,有主導權,而不像很多企業是銷售說了算。銷售主導的話,可能為了業績,而忽略了利潤率,就可能出現賣的多,虧的多。

因為財務控制力較強,在這次價格大幅下滑的過程中,晶科沒有像其它企業那樣迅速降價轉移風險,而是採取緩和策略,先和分銷商溝通庫存情況,商定合理的降價幅度,如果庫存消化不掉,晶科將回收,給予部分補償。

路徑二:中游轉攻高效率組件

先規模化,后技術產業化,做高轉換率、低成本的太陽能組件,將是未來主流之路

代表企業:晶澳太陽能控股有限公司

晶澳是很典型的快公司,2005年成立,2007年上市,目前銷售額已經過百億,行業排名在三甲之內。2011年晶澳未能幸免,從二季度開始出現一定幅度虧損。其迅速做大的路徑,代表著一大類企業。

先規模化,再技術產業化,做高轉換率、低成本的太陽能組件,這將是未來主流之路。

成本和轉換效率,是太陽能光伏產品的兩大核心關注。過去更傾向走兩個極端,要麼高成本高轉化率,要麼低成本低轉化率,現在兩條路都受擠壓,已越走越窄。方朋 向《經理人》透露,晶澳在2011年推出了一系列新技術,太陽能轉換電能的效率有很大提升,使得三季度出貨量有較大增長,但初期研發成本和推廣成本較高, 新技術規模化之后,成本會大大降低。

晶澳做太陽能電池起家,現在轉型做組件,在目前的大環境下,一是成本控制極為關 鍵,二是在組件領域有尚德、英利等強勁對手,要有不一樣的路子。去年,晶澳1.8億美元收購了硅谷陽光,使得單晶硅片的自供能力提高37%,更重要的是, 硅谷陽光的成本控制在全世界都屬一流,讓晶澳成本控制能力大大提升。

在晶澳向《經理人》提供的內部資料中,晶澳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靳保芳明確提出,不排除繼續收購,晶澳及其母公司晶龍集團有龐大的資金實力。"晶澳財務相對保守,我們手裡至少有30億現金",方朋說。

晶澳用"高端代工+自主品牌"策略,切入高端組件市場,利用成本優勢和上市公司背景,給國際大品牌做代工,和南德意志這樣的頂級機構合作,加入歐美一流的技 術認証,晶澳的研發團隊有200多人,負責材料到電池技術的研發。"我們的代工模式,就是‘太陽能代工’,基本上價格沒什麼損失,代工和我們自主品牌的商 業回報差不多。"方朋說。在組件領域,代工和自主品牌,基本各佔一半。

路徑三:下游一站式服務

未來的太陽能市場,一站式服務將是專注下游的廠商最有競爭力的戰略選擇

代表企業:中盛光電集團

組件價格大幅下降后,下游的太陽能電站建設迎來最好的時機。中盛光電總裁兼CEO佘海峰向《經理人》透露,2011年中盛光電的終端安裝量增長達35%,銷售額增長約為20%~25%。專注做下游的戰略,讓中盛光電在這次行業性寒冬中收獲頗豐。

中盛光電將自己定位在光伏電站全面解決方案服務提供商,提供從電站開發、電站EPC(工程開發商)、電站維護、電站建造地點選擇、資金引進、政府批文申請等 全套服務。假如客戶出資100萬歐元做項目,中盛光電作為總承包商,為客戶提供100萬歐元的投資方案及服務,客戶提需求即可,不需要親自採購任何材料。

電站項目的傳統玩法是EPC向分銷商採購組件,建造電站,並向電站權益人(業主和幕后投資人)負責。而中盛光電想做的不僅是光伏電站的設備制造商,還希望成 為光伏電站全面解決方案服務提供商。這就意味著要打破原先的游戲規則,省掉分銷商和EPC環節,中盛光電直接面向電站業主提供產品和服務。

開辟歐洲市場渠道之初,中盛光電選擇了當地小商人和大公司分支機構兩種性質的分銷商。2007年后,中盛光電在德國慕尼黑市中心成立了自己的歐洲分公司,主 要負責兆瓦級以上的客戶,將大客戶資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分公司使中盛光電實現了對分銷商的跨越,直接與EPC建立了聯系。

通過與EPC合作積累的經驗,2008年8月,中盛光電在德國注冊成立了自己獨立的工程公司。讓中盛光電的發展戰略又向下推進了一步。通過各種努力,最終中 盛光電能直接拿下業主訂單,實現了EPC環節的省略。此舉還能使中盛光電將自己的產品賣到自己的工程上去,促進消化自身產能。經過計算,電站項目利潤是單 純銷售組件的5倍。

如今,中盛又開始自己投資電站。2011年9月,中盛光電已在意大利投資了三座電站。電站建成之后,即可並網,然后直享上網電價收益,IRR(內部財務收益率)可以達到10%左右。

Sunday, March 11, 2012

產業分享:中國原料藥市場


經過上個星期的調整,雖然恆指沒有太大的上落,但很多二三線股已經回調10-20%.星期四、五的升市日,看到很多二三線都能補回不少之前的跌幅.相信流動性和信心仍在,於是放心加碼,沽出A50,為組合換入惠理集團(806),用以捕捉這次的中期升浪.另外,也補回部份之前沽出的醫藥股.

這個星期和大家分享中國醫藥行業最上流的原藥業情況.原來原料藥的產量經歷了金融危機的低谷後,去年再之開始恢復高速的增長。

原料藥業產能過剩忙轉型
21世紀網 2012-03-02

中國原料藥產業規模已位居全球第一,但產能過剩卻愈演愈烈,導致價格戰頻發,同時,國內企業也在國際市場遭遇反傾銷阻力。國內企業正通過三個途徑進行轉型:積極研發新品同時拓展產業鏈、兼並收購鞏固細分市場中的地位、生產線升級改造提升產品品質。未來,原料藥行業將從集中低端轉型為多層次的產品體系。原料藥企業要根據自身條件選擇定位,避免盲目跟風。政府也應進一步加強監管和引導。



產能過剩愈演愈烈

中國的原料藥產能和出口規模已經位居全球第一,產能進入新一輪擴張期。2011年1-11月,中國化學原料藥產量為262.31萬噸,同比增長近30%。2011年1-11月,中國化學原料藥出口額為200.15億美元,同比增長27.2%。中國原料藥產量已經佔全球總產量的1/5以上。原料藥產量經歷了金融危機的低谷后,2010年得到恢復,2011年再次開始高速增長。

中國原料藥產業的產能過剩情況越來越嚴重。青霉素、維生素等大宗原料藥的進入門檻相對很低,幾年前開始就產能趨於過剩,近年來還有產能加速擴大的趨勢。2010年世界維生素C的總需求為12萬噸,中國前5大產商的產能就足以滿足,但目前已建、在建和擬建的項目超過8萬噸,預計2012年全國產能將超過20萬噸。青霉素的全球需求約為6-7萬噸,我國的產能已超過10萬噸。

這種趨勢已經從普通原料藥向特色原料藥蔓延,一些熱門仿制藥的原料藥也難逃產能快速擴張、繼而價格迅速下跌的命運,例如他汀類原料藥。降血脂明星藥物立普妥的專利在2011年11月30日到期前,國內已有數十家藥企投入其原料藥阿托伐他汀生產的爭奪。

產能過剩日益嚴重的原因是市場准入門檻過低,退出門檻高。近年來國家雖然出台限制原料藥重復建設的文件,但力度不強、執行情況不佳。2007年,青霉素、維生素C原料藥被列入《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中“高污染、高能耗、資源性”、限制類的產品,但許多地方政府為保護當地產業未能有效執行。對7-ACA等其它大宗原料藥,目前隻限制新建項目,擴建項目並沒有明確限制。隨著沿海地區生產成本上升,許多原料藥企業向西部轉移,與東部相比,西部為了吸引投資,對於環保、技術水平等准入限制較少。原料藥行業技術門檻低,但大部分企業追求生產規模,投資大,退出成本高,因此,即使是在市場低谷,許多企業往往預期未來增長,不急於退出,隻是暫時停產。

產能過剩導致價格戰頻發,同時,國內企業也在國際市場遭遇反傾銷阻力。市場內價格戰頻發,部分產品出口長期存在量增價跌的趨勢。2010年中國原料藥出口額排名前10位的品種中,有7個品種均價同比下降,其中出口數量增長最快的單一品種心血管系統用藥價格跌幅達到了96% [資料來源:方劍春,“出口量增價跌,中國原料藥行業調控轉型在即”,2011年7月1日,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由於很多原料藥企業未能獲得歐洲和北美認証,主要在亞洲、非洲等地銷售,近年來低價的中國原料藥在國際市場屢遭反傾銷訴訟。從出口佔比看,2011年上半年,54%(按數量)的國產原料藥銷往亞洲其他國家。印尼、印度、韓國、南非等國都曾對中國的原料藥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

企業3個途徑尋求轉型


華海、海正等多家原料藥領先企業從2-3年前起已經開始向利潤率更高的下游制劑制造轉型,同時積極開發新仿制藥的原料藥。海正藥業目前原料藥和制劑收入比例大概為2:1,部分品種如抗腫瘤藥、內分泌制劑收入已超過原料藥的收入。2010-2011年,全球產銷規模最大肝素原料藥生產企業海普瑞藥業成功實現了向上游原材料和下游制劑的雙向拓展。海普瑞於2010年10月成立肝素制劑生產合資公司,並於2011年8月收購合資公司36%股權實現控股。

2009年底,海普瑞成立原材料(畜產品)企業成都深瑞,並與2010年底和2011年底兩次對其增資。領先企業需不斷進行新仿制藥的原料藥的研發和生產,保持產品領先。2011年11月,華海藥業宣布計劃投資2.12億元新建兩種沙坦類產品的生產線,這兩種產品所制成的仿制藥的專利即將到期,預計建成后年銷售額為3.55億元 。

一些特色小品種原料藥的廠商通過兼並收購,豐富在同一類別原料藥的產品線,加強在細分市場中的影響力。2012年1月,上海中西三維藥業收購抗腫瘤藥原料藥企業金和生物,進一步壯大其在抗腫瘤藥原料藥市場的產品線。1月,常山藥業宣布擬收購常州泰康藥業74.18%的股權,豐富肝素原料藥產品線,從目前的肝素鈉,向肝素鈣的擴展。

傳統的大宗原料藥廠商也積極通過生產線升級改造,符合海外標准和環保要求,提升產品品質。東北制藥正在異地改造建設維生素C生產線,並開始向維生素C的衍生物方向發展,如維C磷酸脂等,這些產品的利潤超過維C原粉。改造項目整體設計由拜耳公司承擔,力爭實現產品綜合能耗、產品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污染排放量等均下降20-30% 。2011年6月,哈藥集團的原料藥車間搬遷改造啟動,一期工程計劃投資20億元,是集團有史以來投資最大的環保改造項目。大規模搬遷、改造會影響生產,並需要大量資金,小規模企業很難完成。

展望和建議

未來,原料藥行業將從集中低端轉型為多層次的產品體系。5年內,中國生產的大宗原料藥在質量、成本上仍具有優勢,基礎藥品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仍需要符合國際標准的大宗原料藥企業。隨著一部分領先企業向高端產品升級,加上越來越緊的政策環境,這部分市場將迎來兼並整合。2012年1月環保部下發布的點名進行環保不合格、重點改造的15家企業中,有10家是原料藥企業。

特色原料藥的寡頭壟斷進一步加強,許多特色原料藥的上游原材料資源都相對稀缺,隨著市場競爭,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技術領先的原料藥企業進入產業鏈下游——快速增長的仿制藥市場,帶動原料藥行業的技術創新。

原料藥企業要根據自身技術、資金等條件進行新的發展定位,避免盲目跟風。過去大規模發展原料藥,如今都在向下游制劑轉型,如果缺乏特色產品,盲目發展將帶來制劑領域的產能過剩。目前在抗生素類制劑等產品中已經出現了投資熱,未來競爭還會加劇。

政府應加強對低端原料藥企業的監管力度,同時加強引導。由於大企業更好監督和管理,目前的政策多是抓大放小,未來應加強對小企業的管理。對原料藥企業的轉型不能“一刀切”,政策上要區別對待。(中國三星經濟研究院)

柴娃娃評:原料藥因製能過剩,導致價格下跌.現時的藥價有沒有完全反映這種情況?一些全國醫藥採購單上的藥價下跌的速度的確比原料藥下跌的速度慢,某些藥廠將從中得益不少.相信這個趨勢可能維持一兩年,直到找到平衡點為止.對於擁有藥廠和分銷渠道的醫藥企業而言,反而是一個機會.相反,對於那些原料藥生產商,則需要保持一定的戒心.

Friday, March 02, 2012

產業分享:可樂、百事與康師傅@中國

最近很少更新網誌,除了因為公事非常繁忙以外,大市動力十足,重上升軌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在這一期的爆升潮,選股相對容易很多,回報也很不錯.雖然宏觀經濟雖然每個星期也有不少大事,但市場反應冷淡,故此也無須太著意去分析市場情緒,以免錯失這個升浪.現在自己所做的只是微調組合內的持股而已.

雖然事忙,但我每日還是保持著閱報的習慣、留意一些產業的發展.未來一段時間,我會和大家多分享一些有關各產業的好文章.一來,保持自己對市場的敏感度(Stay foolish, Stay Hungry嘛).二來,也避免這個Blog太冷清.

今天要分享的是百事可樂和可口可樂在中國的發展.自從去年底百事宣佈將24家裝瓶廠移交給康師傅,由康師傅負責百事碳酸飲料和佳得樂的全國生產規劃和渠道銷售後,這兩家在華的競爭會有甚麼質的改變嗎?

百事攜手康師傅,欲戰可口可樂
21世紀網 2012-03-02

2011年11月5日,百事正式宣布和康師傅結盟,把24家裝瓶廠移交給康師傅。新結盟中,康師傅將負責百事碳酸飲料和佳得樂產品全國范圍內的統一生產規劃和銷售,百事隻負責品牌運營。

這一出售裝瓶廠的舉動可謂一反常態,要知道過去多年以來百事可樂一直都是用盡種種方法來控制各地中方裝瓶廠的股份。不過看看百事在中國的財務表現就不難發現它為什麼要這麼做。

2010年百事飲料在中國稅后虧損達1 .75億美元。09年和10年兩個財年在華裝瓶廠業務的稅后虧損額合計超過2.2億美元,24個裝瓶廠中近一半處於虧損狀態。因此出售虧損的裝瓶業務能讓百事的財務報表短期改善,也為下一步經營重點的改革減輕了負擔。

與百事可樂相比,可口可樂則顯得順風順水,2010年,其在中國軟性飲料的市場佔有率為16.8%,排名第一,而百事則以5.5%排名第四。那麼曾經一度與之比肩的百事可樂為何被越甩越遠?問題根源究竟在哪裡呢?

首先,對裝瓶廠中方合作伙伴的選擇上出現了失誤,合作方過於散亂,導致日后難以統一規劃和管理,渠道控制力低

無論是可口可樂還是百事可樂,之所以能夠在全球取得迅速發展,同其特許經營制度分不開。兩家公司分別通過與當地優勢合作伙伴合資成立裝瓶廠,簽訂特許生產經營合同,由各裝瓶廠在限定區域內生產銷售產品。

可口可樂1979年早於百事進入中國,選擇了中糧和太古集團等重量級企業合作,在零售最重要的渠道拓展力和控制力上非常強勢。

百事比可口可樂晚2年進中國,失去了先發優勢,尤其是在合作方的選擇上,多為地方性的灌裝企業,各特許裝瓶商之間獨立經營,具有不同的利潤水平和資本結構,難以統一管理,過去幾年由於瓶裝廠的接連虧損百事可樂已遭中方股東數次出售股權。而散亂的模式也不利於銷售規模的擴張,各區域之間獨立為政,渠道拓展不利。

第二,忽視產品線的整體布局,過於依賴單一的可樂產品,風險較大

百事進入中國市場之初,為趕超可口可樂就已“年輕化”的差異化品牌形象爭取廣大的年輕人市場,推助百事在銷量上與可口可樂幾近平手。

但百事卻疏忽了其他產品線的開發布局。同期,可口可樂則進行了兩個策略:一是在強勢的碳酸飲料中保持優勢,主推另一明星產品雪碧,雪碧的銷量已超越傳統可樂,成為碳酸飲料市場的第一;第二,在非碳酸飲料領域針對中國市場不斷研發新產品,成功布局了果汁、奶產品及飲用水。對於兩者的差異,用一位個體超市老板的感受來描述恰如其分:百事就隻有可樂賣得好,可口可樂除了可樂還有雪碧、果粒橙、果粒奶優。

第三,忽略了中國市場消費者特別容易“喜新厭舊”的特點,產品本地化創新在數量和速度上都落后於可口可樂,難以維持消費者的忠誠度


中國快消市場與國外成熟市場相比,變化可謂日新月異,品牌之間的競爭特別厲害,這也導致了消費者容易喜新厭舊。要求廠商不斷的推陳出新,寶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哪怕隻是在包裝、氣味方面的小改動也是必要的。

在產品的本土化研發和創新方面,可口可樂早在2007年就在上海建立了本土以外最大的研發中心,針對中國市場側重非碳酸飲料品類尤其是果汁和茶飲品的研發。而目前百事在中國並沒有自己的創新中心,所有的創新工作都外包給了第三方,8年才能出來一個產品。

針對上面的短板,百事正在做出相應的改革和努力。這次與康師傅合作,將分區而治的生產和銷售權收到一家手中,統一規劃和管理。百事更為看重的是康師傅在三四線市場的強大渠道力量,提高鋪貨速度,強化品牌的滲透力。

此外,百事加強本土化產品創新,投資3600萬美元的亞洲研發中心即將落戶上海。

不過,“康百”聯姻是否給百事帶來效率和渠道控制力的提升還有賴於企業能否有效的整合,尤其是美資企業和台資企業在管理理念、企業文化、內部體制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最近爆發出的百事員工維權事件也反映出百事員工對企業整合的擔憂。

另外對於百事來說,與康師傅合作並不能包治百病,短期內依靠康師傅的渠道能力固然能夠盡快加強三四線市場的品牌影響力,但面對增長放緩的碳酸飲料市場,百事必須找到新的細分市場增長點,開發出針對中國本土消費者的產品。

柴娃娃短評:百事在中國的主要問題在於生產混亂和產品單一化.百事的企業DNA顯然是做行銷的,要它管理這種分散式的生產體系,絕對是吃力不討好.將生產這一塊交給康師傅這種以製造生產起家的公司,成功率會非常大.除了康師傅擁有生產的know-how以外,『以華制華』也是一個老舊但有效的策略.至於產品單一化的問題,不可能因為亞洲研發中心的成立而短期內有所改變.因為除了了解消費者需求需要時間的積累以外,產品的生產也是一個重要議題.不過,隨著新口味、新產品的推出,『產品的生產』對於康師博來說,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Wednesday, February 15, 2012

大市突破,調整策略

昨天減持了部份醫藥股和最後的一些智能電網股份,本來早上想再次減持一些沒有甚麼表現的工業股,等待調整.

可是中午時段大市向大突破,加上大成交的配合.所以,順勢而行,取消減持行動,將資金重新投入一份些成交不多,但具投機價值的個股以及充滿概念、表現差、但成交突然增加的炒股,當中包括1023、2222、1072等等.不過,投入的資金不多,以防虛火.

醫藥股應該還可以多走一段路,只是之前的升勢太快,可以等調整多一點才入貨.

最後,業績公佈期快到了,一旦資金逆轉,市場將充滿陷阱(業績不好的會被嚴重洗倉),所以必需靈活走位.

PS:施永青今天在AM730的文章『銀行放水、樓市復活』 對於市場氣氛的解讀很有參考價值.

Saturday, January 28, 2012

手中沒有水晶球,風險意識需保留

經過1月份的大升之後,不少股份已經進入超買區域.港股是時候調整了嗎?

股價調整的原因可以有不少,除了業績有變以外,值得參考的有以下幾個:

1.股價已反映目前的估值
2.資金湧入暫緩
3.市場氣氛有變,變得保守
4.供求比需求多(蟹貨區)

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市場對歐債反應冷淡,加上聯儲局維持低息至2014年的新政策.雖然不少大行對2012年的經濟都相對保守,但相信不致於出現系統性風險(e.g. 主權債務違約).因此,大幅度調整的機會比較微.反而,不少股份股價已處於蟹貨區,希臘的可能違約將很可能成為短期調整的理由.因此,沽出部份美國復甦概念股的倉位、一部份升幅己高的工業股(包括智能電網、重慶機電等,除了升幅不少外,銅價的反彈力度也是考慮因素之一),再等入貨機會.除此之外,也在研究其他有投資/投機價值的板塊,醫藥股暫時是心水之一,已小量入貨以測水溫.

由於2月初會有一個星期時間離港開會去,應該完全沒有時間留意市況,因此還是預先做好風險管理為妙.

Sunday, January 22, 2012

祝大家新春快樂、龍年行運一條龍!!

在年二十九的晚上,係度祝大家新春快樂、龍年行運一條龍!!



新的一年,對於股市仍是樂觀的,希望大家今年投資繼續得心應手、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