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007)的未來: 平台、社交一體化的生態圈

最近馬化騰接受媒體訪問，談了不少騰訊的產品和他如何看這些產品之間的關係。雖然重點仍然是微信，談了很多微信商業化、微信與QQ關系、微信國際化等議題，但從中不難了解騰訊未來的發展路向和馬先生的一起想法。關心騰訊、中國互聯網和電訊市場的朋友值得一讀。有些段落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分享。

文章轉載自虎嗅網：以下為騰訊CEO馬化騰於3月10日在京接受媒體群訪時的大部分採訪錄音原版。虎嗅刪除了現場個別不太精彩的問題，將其餘現場問答梳理為微信發展、騰訊內部競爭、微信國際化、騰訊電商、互聯網金融、互聯網創新機制等若干方向，予以整合呈現，故問答順序與現場實際順序不太一樣。一些口語痕跡，未予精確編輯。發表版本未經騰訊方面確認。

微信商業化？

Q：微信現在推出團購了，在接下來微信的商業模式會怎麼發展？或者說在哪些商業領域會商業化？

馬化騰：應該說微信商業化是大家蠻關注的一個問題。之前對外也說了，包括業界也有共識，應該包括海外其他微信類的產品，已經比微信走早大半年的時間，在增值服務、尤其是移動社交、遊戲方面，應該是有比較清晰的商業模式。我們目前也在緊鑼密鼓地研發，務必是體驗比較好我們才願意放出來。

另外，我們也希望搭建一個開放平臺，能夠跟其他的各類開發商合作，提供更多的內容給我們的使用者。過去像O2O、微團購這種嘗試也有很多聲音，外面的聲音、猜想比我們還著急，往往幫我們想了很多點子，其實我們動作也沒有那麼快，這裡面還是相當複雜的，因為涉及到線上線下整合；你是選很多行業一起上還是說垂直砸在一個行業裡面做深，這裡面都有不同的選擇點。這裡面也有一些彎路、也有一些經驗教訓，但是我們還在努力拓展。

    

總的思路我們更希望是做成一個平臺，不要說自己去把某一個行業做得太深。

最近也有很多好的應用，比如說在手機上打車或者說直接在微信賣自己的書、賣東西，有的作者不一定依賴于其他的現在在網上的那些文學網站，他可能直接就可以面向用戶、直接就面向訂戶。作者都是一段一段寫的，你願意付費我就寫給你，就直接送達給你，當天寫完就新鮮地送給你，這些可能是成為內容製造者和終端使用者的這樣一個橋樑。

也有很多自媒體說我不用你付費，我直接就發出去（但是帶廣告）。我也看到我們以前有一個前同事程苓峰也在嘗試，他寫了很多東西，他也希望能夠打造一個自己品牌的自媒體，甚至在裡面可以直接賣廣告，廣告直接跟著文章走，這都是微信之前沒有想過的一些新的模式，我們更希望構造一個這樣的通道和一個平臺，能連接很多的商業模式，它的玩兒法各種各樣，可能我們都沒想到，往往很多玩兒法都是用戶自己創造出來的，我覺得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構造一些很簡單的規則和網路層的這種連接，然後複雜的商業模式交給外面的合作夥伴或者是個人，讓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用戶群，我覺得這個生態會比較健康。

（柴娃娃注：這種模式還是以前的大平台想法，通過提升第三方產品的量和轉化率來盈利。早在2011年，當馬化騰提出「水和電」的概念時，就確定了這個路線！）

微信的開放與接入準則？

Q：我想知道在騰訊的產品體系內，是哪些戰略性的一定要接入微信的，其他的產品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或者說經過什麼樣的機制才可以接入微信？

馬化騰：其實理論上都接受，其實新浪微博也有接入的，它也可以轉進來的，我們都是開放的，理論上沒有太多的限制，頂多是說我們還不成熟，還在測試。另外一個是說，我們的API和接入的規則，其實現在還沒有完全定得下來，在一點點做。因為包括我們的公眾帳號的嘗試，要保證我們的體驗是不是受到影響。因為你知道大家肯定有感受過，我們之前放了一下，好多微博大號把它當媒體行銷，然後寫一個文章非讓你做一個心理測驗，然後就往朋友圈轉，一下子把用戶的朋友圈刷得根本看不得了，所以那時候就採取措施要停掉。所以很多時候還是看用戶的體驗受不受得了，否則朋友圈亂七八糟的話你也受不了。所以一邊是開發商，開發商巴不得你幫我發得越多越好，越容易發越好，一邊就是用戶，當然還是用戶最重要。

包括最近大家也看到了，現在長文章發一個 1.2萬字的連結越來越多了，以前還是圖，真的是原創的圖還是比較好的、比較私密性的，這個比例我們是不是要控制呢？長文章是不是可以允許你的朋友不斷地發呢？就把它當微博來用，是合適還是不合適？其實還在琢磨，因為這裡面還不好說，因為你要做成這樣的話，可能你的獨特魅力和核心價值可能又丟掉了，所以說這裡面我們還在摸索這一塊兒。

另外一個是開放API的，我們其實公眾帳號現在是用消息對話的方式，下一個版本就有功能表的方式，可能更多的介面我們還會提供出來。讓用戶甚至以後他開發一個基於微信的公眾號，是更加簡單，比開發一個原生態的App應用程式會簡單得多，就是任何一個編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隨時自己創造一個微信的公眾號，基於HTML5，基於微信的對話體系，跟它的後端連起來，然後也很容易維 護，甚至在手機上都可以維護、編輯，可能這樣的話就把這個底層做通了、規則做好了，剩下的他能玩兒成什麼樣我們就觀察，有亂的我們把他搞走，會演變成什麼樣我們還不是很清楚，因為發現很多用戶都很有創意。

    

比如說我最近看了一個學校的做了一個微信的公眾 號，在裡面只要綁定學號，是一個大學的，裡面就可以查他的課程表、位址、同學的通信錄，很快學校就獲得3000個訂戶，他裡面還可以做校園的社交，評校花 校草等等，這個想像力很豐富，我們還沒有想過可以這麼玩兒，所以說這個都很開放可以做的。

（柴娃娃注：相比起微博，微信走的是傾向朋友而不是公眾的使用，有點想Facebook這類的平台。從最近微博的活躍度下降速度看來，朋友間的互動由微博轉向微信的趨勢明顯。畢竟不是人人都願意對和朋友間的對話公開。大概是這個原因，馬化騰才不願意看到微信微博化）

微信與QQ的關係？

 

Q：我想問一個問題是關於微信的，微信未來會不會獨立上市，這個預期大概是什麼樣的時間？第二個是因為最近運營商也在說微信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實際上騰訊這邊也一直跟運營商、跟政府關係也很好，我不知道未來你們這邊如何協調和他們那邊的關係。

馬化騰：其實微信跟QQ的關係非常密切，首先它一初始的關係是QQ導過去的，然後目前絕大部分的微信登錄是用QQ號和密碼，我不知道你們在座的是不是？所以絕大部分還都是QQ的用戶群，只是他的體驗升級了，在純手機的體驗升級了。

所以說這裡面是跟整套騰訊的體系、網路息息相關的，包括它的遊戲研發也是我們原有的團隊來承載，這裡面是充分耦合不可分割的，所以不存在什麼獨立不獨立上市的問題。

關於運營商的問題，也是近期的熱點，全球都是熱點，其實這個我也在很多場合說，這是大勢所趨，未來一定要走向合作這樣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在微信裡面發語音的消息，甚至說裡面的朋友圈的工作，已經是一個社交網路，更不要說裡面後面再疊加的開放平臺，各種用戶的應用，與運營商的內容完全不重合。

所以說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去簡單比較和所謂談替換，還是不太準確的。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大大地增加了資料流程量，因為沒有這樣的應用的話，你不會有很大的動力和剛需，就是說我要看朋友圈的照片，這個照片流量可就大了，沒有這個需求的話原來你的資料包需求也就夠了，30兆就夠用了，你現在發現可能要300兆，這個其實也是增加運營商的資料流程量，從話音轉向資料為主的這樣一個推動。

我覺得慢慢大家都會認識到這個其實是雙贏的，但是當然確實是運營商的成本，包括他要搭很多的基站，因為以前的話音和不算太多的短信，它對基站、基礎設施網路壓力的承載，其實還不算太大，或者說原來的設計是按照這種模式設計和採購的，現在你的資料流程量增加太大，他原有的，不管它的閘道、它的基站信令的資源，確確實實他原來的建設就沒有 按照這個考慮，會不夠用，這個時候他會有怨言說能不能再優化，否則的話甚至會影響到電話都打不通了，這個他會很難接受。

我們都明白這個過程，但是確實這是大勢所趨，因為用戶需求放在這裡，運營商也在拓展資料業務，真的有需求來了，其實應該更高興、更加增加建設。

但是這個建設的成本確實高，轉嫁到消費者，你們會發現這個資費還是挺貴的，一開始運營商在推動資料的時候都在送，現在送不起了不敢送，更不要說不限流量了，所以說這個也是我們這次在建議裡面呼籲的，其實這個真的跟修馬路一樣，很大的一部分應該由國家承建，你交給運營商的話還是很難承受的。相當於一個城市現在 出門的馬路，要一個公司來承擔的話，他只能說你一出門我就要收費了，在馬路上走路、騎自行車我都要收你費，你說這個可能嗎？是吧？所以說一部分屬於國家基 礎設施應該承擔，一部分比如說像高速公路或者說額外再多的路，這個時候你說快了，或者說你是開車出去的，要從油費、養路費裡面回收一些成本，一部分企業承擔、一部分國家承擔，這樣會比較合理。

就好像我們騎自行車出去或者說走路出去，這個不應該收費的，但是開車你要從油費、養路費裡面收費，如果你還要更快要上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上還要收費。所以說這個概念大家都理解，我想怎麼把這個概念引入到這個地方來，能夠提高基礎設施的普及和降低門檻，所以說跟這個想法是有關係的。

（柴娃娃注：最近互聯網公司的OTT(over the top)業務對電訊營運商的壓力非常力。去年的手機用戶增長率有近11%，但是短信增長只有2%左右，相當需求倒退近9%。一方面OTT的業務在銷售上搶去營運商不少利潤，另一方面，營運商又不得不加快和加大基礎建設的投入，兩面受敵，怪不得利潤上不去，股價也沒有甚麼起色）

Q ：發現微信的功能也越來越多了，介面也很繁瑣，不知道你們怎麼樣去平衡這個問題？另外微信是否會可以超越原來PC端的QQ？外界的期望會很高。但是跟PC版的原來的QQ相比，可能手機的介面受到各種各樣的制約，我不知道這個東西你是怎麼判斷的？另外就是微信跟手機QQ的關係你們是怎麼樣去界定的。

馬化騰：外界一直討論，我們內部也在一直不斷地思考。

我們為什麼最開始要分開呢？是因為不想背包袱，按純互聯網運作會包袱少，然後有創意可以很快地實施，產品反覆運算週期快、試錯成本和時間成本也很低，這樣的話效果更好，事實證明這個思路也是對的，是分開來發展，而且是老的要傳幫帶新的產品，確實也比較成功。

   

當然我們也很謹慎，在微信上面增加任何東西，因為剛才講流量也很貴，有的用戶下載的時候如果說面對20兆、30兆的話壓力也很大，有些功能對他來講也未必是 要用的，但是他都得下載下來，而且介面上會顯得很煩瑣，我們都很慎重。所以拒絕過很多的要求，包括下面的這個東西到底是4個還是5個，很早就說，後來堅持 4個，包括朋友圈到底要放出來還是要放在裡面的二級頁面，這個都想過，也包括有些是用外掛程式實現的，到底是應該變成默認開的還是關的。所以後來我們把很多的 需求變成外掛程式化，再好我也先把它做成外掛程式，想用的人才裝以及打開，不用的人就先不用，找出一個共性，真正是基礎性需求的我才放出來變成默認有的，不一定是基礎性的就變成外掛程式以及用公眾帳號的方式來提供。

幸好這個架構當時搭得還不錯，比較靈活、可擴展性很強，雖然現在需求很多，但是現在還行，介面也還沒有那麼亂。

跟QQ的關係其實是很多人也在關注的，其實這是兩種用法，因為手機是保證知道會送達，不會有線上離線的概念，微信是沒有線上和離線的概念，所以它還不完全是 一個即時通信，即時通信最重要的特點是線上，是online還是Offline立刻告訴你。國外的WhatsApp和其他的產品是有這個概念的，我們是故意不要的，包括kiki以前都是有線上概念，我們思考了半天我們不想走那個路，我們就是要做沒有線上狀態。因為在手機上其實肯定是線上的，你離線和線上意義是不大的，所以我們把這個拋棄，而且不想有這個隱私，因為看你線上他知道你一定收到或者說一定會讀，把這個心理壓力也是考慮得比較多一點。

那對於QQ來說，其實有很多的功課要補，因為它要兼顧在PC上的升級換代以及一個消息有可能跑到PC、有可能跑到手機，因為他電腦上也開著QQ、手機上也開 著QQ，請問這個消息去哪邊？是兩邊都收還是去一邊，很多用戶要求都不同，有的用戶說我要兩邊都有，而且這邊讀了那邊也要消掉，或者說這邊讀了這邊不消掉，有的說既然這邊有了那邊就不要收，免得洩密，所以說這個好複雜，比純手機的複雜很多。所以我們還是想讓精幹的小部隊先行，它趟出一條路來證明可行了，我們手機QQ就可以跟上。

所以現在看到手機QQ的改版是跟著微信踏出來的成功案例來去改進的，因為原有的這種模式不適應手機了，或者說它適應以前的非智慧機、或者說塞班的這種手機，現在已經是安卓、iOS的體驗，應該換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了，所以等這個做完之後，剛才講了微信開放平臺的原理，包括對外的這些遊戲開發商，也都可以掛接在手機QQ裡面，有點兒像蘋果的iPhone做完了以後又影響到 MAC的體驗，（Mac）更像iPhone了，所以我們這個思路也有點兒像這個思路，現在也在做。

（柴娃娃注：「手機QQ的改版是跟著微信踏出來的成功案例來去改進的」，看來騰訊內部各個產品或事業群的矛盾基本上沒有像阿里巴巴這樣複雜和嚴重，馬化騰起碼還能一錘定音。）

Q：你覺得微信能否超越騰訊十年前QQ？

馬化騰：看你怎麼說了，因為在手機上他是同時掛著兩個消息體系是沒有壓力的，因為它都是在後臺沒有運行，他是等著消息推送來才啟動，所以他的壓力感不大，你有兩套、三套我覺得都可以用起來。

從我目前來看，其實微信增長和手機QQ增長速度還真的差不多，手機QQ稍微改善一點，這個增長速度還是非常強的，現在還很難說。就好像你有兩套大社交網路，比如說這個月或者說下個月又有一個新的點子或者說新的創意，我們可以多一個試驗田，根據它的不同特質來各自接各自的任務去試，我覺得也是好事，你沒有必要就完全全部放在一個籃子裡，因為這裡面很多的機會還要試了才知道的，就好像有兩個城市，你說北京、上海是不是哪個超越哪個，那個城市就廢了，不要了，這也不現實。

Q：從整個騰訊的戰略裡面，微信會不會製造下一個騰訊，體量會超越原來的騰訊嗎？

馬化騰：因為它是疊加的，我已經講了，微信的用戶絕大部分還都是QQ的帳號。所以它後面打通的東西，其實共用了很多相同的東西。所以不是一個完全取代的問題。

Q：關於你們的研發團隊，就是微信跟移動QQ這兩個研發團隊內部是有競爭心態嗎？您鼓勵嗎？

馬化騰：多少有點兒競爭心態，我確實有鼓勵，互相學習吧。QQ 上有很多的責任以及它承載著很多的業務，以及它跟PC的互聯互通的轉變，其實也要本身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剛才跟你講的，基於微信或者說手Q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可以有一些項目是大家分頭承擔，也不一定差異化。比如說你這邊來不及做，人數不夠多，有的底層大家都差不多，那基於這個介面或者說垂直整合，剛才講的跟電商或者說團購整合也好，其實底下是接手機QQ號，包括社交手機遊戲是接微信也好，其實是一回事兒了，那這樣的話它有一些工作是可以分攤兩個團隊 聯手一起做，成熟了大家一交換就可以比較快速，是可以這樣的。

Q：這個資源配置是根據具體的案子來做，就是說不會強調這兩個團隊你們要有差異化，有不同的。

馬化騰：不會強調有什麼差異化，但是它們可能事實上承擔不同的東西，可能一出來就是有點兒差異化。

Q：騰訊未來在移動互聯網上一個佈局是怎麼樣的，如果說把我們的產品從重要到次要做一個排序。

馬化騰：當然最重要的目前我們還是專注在微信上面這一塊兒，因為這個是時機不等人，確實剛才還講了包括全新化的競爭以及它本身自身的演變，都是目前花精力比較大的一個，然後包括公司內部的組織架構調整，其實也是為了適應很多的變化，包括很多你現在微信裡面看到的功能，其實是公司其他團隊一起做的。比如說語音辨識、搖一搖識別音樂，都是我們以前研究院的成功，以前研究院也是為搜索做，我們發現這個可以整合，包括以後我們的搜搜的識別，包括以後你可能真的問一句話，接著再問再問，後面怎麼理解你這個意思，要什麼資訊都可以用我們搜搜一些積累的技術，通過微信這個介面提供給使用者，那更不要說我們剛才講的很多遊戲平臺的開發，包括在社交網路的開放平臺的一些經驗，甚至包括地圖，地圖原來也可以跟微信做很多的深度整合，我覺得這個很難具體排序，因為它們不是分裂的，它們可能是各自去聯合，有自己的產品，也有他提供這個模組，來嵌在這個平臺性產品裡面一起給使用者，大概是這樣的。

對開發者建議

Q：因為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也出現了很多基於互聯網應用的草根階層開發者，我想能不能結合您的服務經驗，給他們提供什麼樣的建議。

馬化騰：我前面花了很大篇幅講了草根開發者和我們平臺的結合，其實就跟這個有關係，那我們過去的開放平臺是在QQ的PC上的Qzone來做的，那個現在也很成功，現在的收入和活躍用戶和開發商是很多的，但是那些畢竟還是公司，還不算是一個個人草根。現在看個人草根能做的東西，我們現在看微信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平臺，可以實現，所以剛才也講了很多，我就不重複了。

當然就是微、小、中的內容和產品開發上，也會積極接入微信，包括未來的手機QQ，手機QQ能改造得更好之後，一樣也可以承載一樣的系統，所以應該還是延續我們兩年前一直在強調的，我們要打造一個開放平臺、 一個產業鏈，讓更多的這些開發商能夠獲益，因為PC上我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手機上我相信肯定是沒有問題的，從支付、到行銷、到託管，雲平臺的託管，這些 經驗我們都已經比較豐富了，都慢慢走過來，也跟開發者建立了很好的互信基礎。拭目以待吧。

Q：基於您個人的成功經驗，給他們一些什麼樣的建議？

馬化騰：因為大家現在確實覺得說，收入和需求最快的是遊戲，但是我覺得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說剛才講的跟內容有關的東西都可以做，包括小說、音樂，這是你可以自己創造出來的。你要麼付費，要麼就廣告模式。然後還有一些是可以垂直整合的，比如說剛才講了跟學校整合，那可能他可以開發一些中介軟體，可以給企業內部用， 針對企業的，或者說針對行業應用的，那我覺得都很多可以想像。就好像現在AppStore裡面會出現什麼種類的，理論上都可以做，就是大概這樣的思路，應 該很廣闊，也不要全部盯著遊戲。

騰訊的國際化問題

微信走出去？

Q：我有一個問題是關於國際化的，因為您在兩會上也提出了說鼓勵中國互聯網走出去，我們看到不久前微信剛剛在美國成立了一個辦公室，所以也是希望產品在海外市場走出去，所以想您能不能談一談，比如說騰訊國際化佈局的一些想法，或者比如說戰略、幾步走，還有微信在國際化當中起到的作用。之前很多互聯網巨頭都很想國際化，但是大家到目前為止都不太成功，您覺得這個原因可能是什麼？

馬化騰：過去中國所有的互聯網模式都基本上從美國拷貝過來，每一個都是，所以你再返回去的時候幾乎不可能，因為別人比你成熟，你已經時間比較晚，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當我們看到移動互聯網這個浪潮席捲全球的時候，其實很多國際的互聯網巨頭也沒有準備好，他們也會像很多公司，就是說他會受限於以前PC或者說WEB上的這些服務和習慣的牽絆，所以他很難做到一個純移動互聯網化的新的服務和產品，這樣的話確實是給中國企業一個蠻好的機會。因為其實在亞洲的移動手機來說，一定程度上是比西方還快的，包括以前用短信，短信也是中國最熱、最火。移動互聯網一起來之後，是亞洲的國家真的是先更快一些，從普及度來說、使用的各種花樣來說 還是挺快的，我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們純移動互聯網的產品走出去的一個機會。

最激進的往外走的就是日本的line和騰訊的wechat。大家都往外走的時候，其實也是互相激勵吧，所以說動作都很快，我們在好多個市場都有交鋒，不管在香 港、臺灣、東南亞、印度甚至西班牙語系的歐洲國家都有開始做推廣，包括在手機上的廣告系統投放廣告，到當地找合作夥伴線下推廣，找明星代言、線下硬廣推廣，還是挺有效果的，有時候還逃不開這種方式，所以說這裡面的投入還是挺大的，但是大家都看到這裡面是未來一個很大的商機，所以都加大投入。

我們也是跟Line一樣，在同一個月內，在美國也是設立辦公室，在加緊去拓展歐美市場。但是大家都知道美國其實可能是最難的，所以現在還很難說，因為當地最強的就是Facebook。可能競爭是要按天來計算的，都是生死時速，每天都在計算的這樣一個競爭場景，我們也希望能夠盡一把力，成和不成可能這輩子就這 個機會了。

（柴娃娃注：微信是看著LINE來發展的。LINE理念也是搭建一個平台，然後將不同的應用（包括最賺錢的遊戲）放進去，當流量上了以後，就靠平台的生態系統在In-App的環境下一個推一個，通過提高轉化率，達到持續盈利的目的。這和騰訊一貫的想法一樣，不過他們在移動方面走的更前。）

Q：報告裡面也講到，在對外開放裡面有兩部分，一部分是產品和服務的出口，另外一部分就是海外投資，我想如果請您總結一下的話，過去兩年騰訊在海外投資中，您認為最成功的一個案例是什麼？未來騰訊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最看好 一些什麼的公司，您認為是技術上有優勢的公司還是管道上有優勢的公司，更容易獲得騰訊的青睞？

馬化騰：我們最成功的是投資美國的Riot Games，做了LOL（英雄聯盟），這個是目前全世界第一大線上遊戲，已經超過魔獸世界很多了，最新的數字是突破500萬同時線上，沒有一個遊戲500萬同時線上，雖然它的商業化程度比較低，但是它的受歡迎程度很高，這個是我們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在美國投資的這家公司。

所以我們更可能看中的是製造內容，也就是智慧財產權上游能製造內容的公司，當然也有技術型公司，我們在美國也有投資另外一個公司，具體不能說太多，我們也是看中這種技術公司，也會有投資。

那可能更多地是內容，因為智慧財產權的創造要在人們心目中受歡迎是很難的事情，所以你看到現在很多電影不斷地翻拍以前老的，包括國內《西遊記》也是搞一個大的 智慧財產權，然後後面再拍子集，都是基於原來智慧財產權的。因為現在的投資越來越大，用智慧財產權結合做內容的開發，是成功率和把握度是比較高的，比突然間隨便 編一個故事投資回報率會大大不同，因為沒有投資者會花兩億美金會投一個你都不知道成不成的，這個以前也看到有一些案例是真的輸得精光，搞一次這個公司就完蛋了。所以對內容產業來說，上游智慧財產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說我們也比較看中這個。

跟內容有關的大家都知道的，電影、遊戲、音樂、動漫、書，其實很多會有點兒相通的。書也包括小說、作者這些，我們是比較關注這些東西，因為這個才會真正持久、可持續發展，而且是可以不斷地創造價值，跟人們長期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而且也可以融合這些看似好像不同領域，但是實際上都是文化產業，我們用互聯網網路的方式 結合了，所以我再一次說，互聯網好像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你要看它怎麼跟傳統行業結合。

互聯網金融？

Q：想問一個關於互聯網企業進入金融業的一個問題，現在馬雲在賣保險，其他也有提到說，希望大型的行業領軍品牌牽頭做金融平臺，就是是不是對於互聯網企業來說，國內的互聯網已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格局，因此需要向金融企業去尋找另外一個藍海？

馬化騰：我一直說其實純互聯網行業，是遠遠沒有反映互聯網真正的意義，包括這次也在兩會上其實有發言說過，因為很多人不太懂互聯網，因為我們這一次就是唯一的互聯網十六年的歷史，也是第一次有人大代表是互聯網業界的，而且剛好還是我們廣東團，我跟雷軍。政協是以前就陳天橋很早就有了，這次有李彥宏還有新浪的董事張懿宸，但是他沒有直接進入，所以他代表其實後面已經有四點幾億的線民，我覺得第一次能發聲，是有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解釋一下互聯網面臨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是怎麼看的？我覺得互聯網的資訊技術通過互聯網的方式，給很多傳統行業來講，甚至不亞于電的發明對所有傳統行業的改變。這樣比較的話，可能大家就比較容易理解了，以前各行各業有電和沒有電之前是什麼樣的區別，有互聯網也是類似的效果。所以它除了純互聯網，就相當於電力行業自己本身之外，我們的互聯也業界以外，它其實是有很多互聯網跟其他行業結合之後產生的一些升級，我覺得這個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電子商務其實就是零售業、賣場、流通領域通過互聯網的結合，你看就好像屬於互聯網的一個行業，但是實際上它又是零售行業是很深的。

金融業也是這樣的，以前網銀，大家已經習慣了用網路來操縱銀行的東西，那知道有協力廠商支付，有支付寶、財付通之類的，大家又有新的東西。還有很多新的可以創 新的，包括電子商務B2C的供應商，他在給你提交了很多貨之後，這個貨品能不能成為抵押品成為貸款的信用呢？那它能不能通過在途貨物產生的信用，因為你的 體系知道這個貨在你手上的，所以應該可以貸款出來的。過去你跟銀行提，銀行說我沒有你的資料，我怎麼知道你的貨在哪兒，沒人敢貸給你，但是現在有互聯網信息系統，他知道這些東西逃不掉的，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就很容易知道你的信用，就敢貸給你，你也還得起，你還不起就可以把你的貨扣下來，所以他是可以做這些新的事情了。

我們這次合資做了這個（眾安線上），我們是小股東，我們是作為一個資源方來參與的，我們不是大股東，因為也規定每個股東不能超過20%，所以很多家來支持。

除了像平安有線下網點，因為要有線下網點支援的話，他也可以分享。那馬雲那邊有很多電子商務，我們這邊除了有一部分電子商務之外，還更多的是線上的虛擬產品、帳號體系，這些都有一些保險需求，也包括還有一些小股東，像攜程也進來了，它也有線上比如說買機票，不是有航空險嗎？那些都是標準化的保險產品，也都可以跟這些結合，所以說很多我們還在試，但是現在講怎麼發展還為時過早，因為太新了，我覺得還是要嘗試吧。

（柴娃娃注：騰訊擁有海量的個人用戶，他們在虛擬道具、帳號上等有強大的保險需求；而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不論是B2B的阿里巴巴還是B2B2C的天猫，對簡單的保險都有殷切的需求．不過，正如馬化騰所言，這個平台初期只能針對一些標準化的保險產品，以後的發展要看情況而定）

騰訊電商？

Q：我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上周易迅宣佈他要在中國大規模地建倉儲物流，我想問一 下你覺不覺得像這種在電子商務領域的投資，會拉低我們的利潤率？ 也有一個人在網上寫了一篇東西說，阿裡巴巴在幾年之內會超過騰訊的收入，如果它上市的話，他將是一個體量非常大的公司。我想聽聽您對這些問題怎麼看。

馬化騰：B2C 確實是從財務角度，因為現在看到財報有一塊兒是B2C進來的，記到財報裡面，因為沒辦法，買貨賣貨我們要開發票的，所以要計入，所以它和平臺是不一樣的， 只有中間抽成或者平臺服務費才能作為收入。所以B2C的毛利率確實是很低的，從財務數字來看，的確會影響整體的利潤率。

但是我們現在也很清楚了，分開兩邊看吧，這塊兒怎麼樣、那塊兒怎麼，一般來說是分開看，但是也有一個總數，所以應該也不會搞混，所以各自看各自的，當兩塊兒來看，應該還是合理的，也不太擔心這個問題。

其他公司我不好評價了，我跟馬雲也很熟，私交也很好，也一直開玩笑說你這個很快超過我們了，所以我們其實不是很計較誰的市值大小的問題，大家走的方向、路、打法都不一樣，我們更希望是整個行業能夠發展起來，這樣的話蛋糕做大誰都會受益。

Q：我想問一下騰訊電商這塊兒，過去這一年您對騰訊電商的發展是否滿意，然後想問問您對它的預期，什麼時候盈利，包括以後希望電商這塊兒的收入占我們公司收入能夠到什麼方面。

馬化騰：因為我們電商其實走了很多彎路，因為C2C確實很難做，淘寶的網路效應很強，我們按過去拍拍的思路是很難打贏的。所以我們做了B2C，然後收購了易迅的B2C跟我們平臺整合之後，就發現找到一個著力點了， 有些事情你可以發現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一步步往前走，否則的話過去一直都是圍著打轉，始終找不到突破口，這個是非常痛苦的。我們現在找到一個著力點，而且 我們的做法也跟這幾家的做法不一樣，比如說阿裡系的，淘寶、天貓他是平臺為主，平臺在做B2B2C的天貓，然後京東是3C產品，跟我們易迅很像了，但是它是全國鋪開的一種方式，蘇寧是從線下往上走的，它是另外一個思路。

我們易迅是紮根在一線城市，因為最早他在上海做透、做深，所有的配送員都是自己的，跟其他的不一樣，其他的是找外面外包的配送，他全是自己的人配送，我一天三送，因為我就是這個城市，我不考慮我的客戶是不是在外面，以先這個城市做透為主，一天三送以速度取勝，這個單品我們會比競爭對手的便宜，因為只針對做這個，做窄、做深，差異化做出來 有口碑，才開始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擴，我們也很謹慎，包括去年我們擴了深圳、廣州的這個華南，現在量也上來了，現在在北京也開始做。我不是那種全部撒網的方式，是一個大城市、一個大城市這樣做的，注重本地、快捷的體驗，這樣的話你的差異化就比較好了，跟大家有所不同，這樣的話我們走我們的路。我們現在看增長還是非常給力、非常快的。

當然這個投資確實是重資本的投資，要承擔相當長的投入、虧損來擴大規模。當然目標，這幾家都是有共同點，就是說通過大量地賣貨吸引用戶的忠誠度，變成一個入口，然後再疊加一些開放平臺的高毛利的、非標準類，像衣服這些都是非標準類的產品，通過非標準類、高毛利來掙錢，標準類不掙錢，鋪流量獲得平臺的普及度，就是這樣的思路，跟大家有點兒不一樣，我覺得還是算找到了一個方 向，未來還是堅持做下去，我認為通過互聯網解決零售問題是很大的一塊兒需求，衣食住行的很大的一個需求。

提問：你的著眼點是自營還是平臺？

馬化騰：剛才講了自營是標準類的東西，平臺很多是非標準類，或者是我們沒有擁有的一些標準類，也可以讓它進來。

提問：將來的賺錢點是靠返點還是說你收平臺的這種？

馬化騰：都會有。

提問：哪部分最看重？

馬化騰：現在還很難說，可能都有。

（柴娃娃注：雖然個人覺得騰訊不應該介入直接經營電商這一塊業務，而是應該樣天猫一樣打造平台，專心做好流量引導。但是，馬化騰這種專心垂直市場的做法輸也不會輸太多）

如何看待互聯網的管理與創新？

Q：第 一，您在議案當中提到的，說是想設立一個全國統一的互聯網管理機構，您對於我們現在的管理機構是什麼看法，您所希望的管理機構應該擁有哪些職能和許可權。第 二，關於互聯網創新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現在中國很多優秀的互聯網應用都是從外國的思路上拷貝過來，在我們這邊創造出來一些東西，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做一些原創性的東西，這個裡面政府是不是在創新宏觀環境上做一些事情。

馬化騰：剛才講互聯網不是單純的跟電信產業有關的了，以後是方方面面都有關了。

我呼籲了不是說這個管理上面有問題，因為板塊還是蠻清晰的。我主要是呼籲要促進發展，促進這個產業發展的時候，就沒有部門去牽頭，沒有人操心我們到底是做得好還是不好，主要是這個。就是說，發展和管理要均衡。我的意思是這樣的：都要均衡你才能做得好，你沒刹車肯定會翻車，絕對會的，因為你連基本的規避都做不了，但是如果你的引擎不夠快、馬力不足，有的人想該什麼時候升級換代、什麼時候要清理油缸，這個要有人來想，所以現在這方面還沒有意識，我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的，不是怪他們管，並不是的，因為刹車也很重要，否則的話這個行業會亂的。

你剛才講創新這塊兒，其實是很好的問題，也是為什麼我們說現在在微信類的應用，其實是比較超過西方的創新速度，這是目前我唯一看到的所有互聯網行業這麼多年歷史，其他真的是外國有，就算是微信開始也是先外國有類似產品，但是他當時的雛形遠遠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微信，甚至包括日本的line還有包括韓國的Kakao Talk我們三家都走出了超過歐美的同類產品，已經多了很多創新的東西，包括開放平臺，商業模式掛接了，WhatsApp是啥都沒有的，他是付費的，一美金下載一個，也沒有什麼社交，類似的東西都沒有，這些都是我們後來自己創新創出來的，這一塊兒還是比較大的不同。

我覺得可能現在是正處於一個彎道超車吧，只有確實超過了才有可能談創新的基礎，過去一直跟著別人走，的的確確我們是發展慢，整個也不是說亞洲了，也不要說中國了，你歐洲都是，歐洲有哪個國家有互聯網公司上來的？幾乎都沒有，所以歐洲也有人反思，為什麼整個歐洲都沒有呢？澳洲、南美洲什麼都沒有，是不是？日本也都是雅虎、穀歌等等的這些，反而是韓國、中國、俄羅斯這三個國家很奇怪的，就是本地的企業做，但是也都是拷貝自美國，只是說他本土的起來了，不會給幾個美國巨頭打趴下。

下一步真的會有一些從亞洲誕生的商業模式，也有可能，我們也一起努力吧。

（柴娃娃注：互聯網變得那麼快，到底要如何管？就算想管，能跟得上變化嗎？不太明白馬先生所說的「剎車」、「引擎不夠快、馬力不足」到底是指怎樣．．．一般的理解是靠政府改善創新的宏觀環境，是非常不可能的事。馬化騰做了那麼多年互聯網不應該不了解吧！而且將這種政策性的東西交給政府，不等於為自己創造多一些不確定性嗎？對於業界龍頭的騰訊不是更不利嗎？聰明如馬化騰一定嗅到一些東西才會有如此建議，雖然想不通，但拭目以持！）

蛇年祝大家「荷包常滿」！賺到「盆滿缽滿」！

去年是比較容易賺錢的一年。新的一年，希望大家也能延續這個「勢頭」，繼續賺錢！不過，身體健康也不要忽視，記得有時間多做運動～

個人操作方面，覺得部份二、三線股的調整已差不多，開始加大購入的資金。策略仍然是穩守特擊，要保持部份現金倉位，回調時才有資金入市。另外，套利也是很必須的。

中國的咖啡館如何賺錢

自從上個月開始沽出二、三線股以來，大市一直不斷上升，連像樣的調整也沒有，而同時一些四、五線股仔在成交額不多的情況下升幅驚人。這時候不禁再一次提醒自己必須加強風險意識！上個星期五開始，將倉裡一些一直都持有、升幅非常可觀的『強勢股』沽出一半，只補入小量經大幅調整的二線股，盡量保持倉位的靈活性。這兩個月，基本上買賣的次數很少，一來自己沒有太多時間研究，二來自己了解的行業和企業也不多。因此，策略上只能減少持倉的數目，增加贏的機會率。期間雖然做錯了一些決定（例如過早沽出大部份的新華文軒），但總體成績還算可以。這種市況，要輸其實很難，分析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在資金市和市場氣氛樂觀的情況下，策略仍然保持和之前的一樣，只是當持有股份有很大的升幅時，一定要沽出一部份而不能等。在『撈貨』時，減少投入的資金，減少中伏的機會。

這幾天看到一篇談中國咖啡館的文章，對於如何因應市場環境進而改善經營的策略很有啟發，順便也可以了解一下中國的咖啡館市場，值得分享！

咖啡館賺錢指南 
來源 第一財經周刊 (作者 李蓉慧 趙蓉 姚芳沁 李依蓉)

在雕刻時光咖啡學院的最后一節課上，庄崧冽總要跟所有學員強調一件事：如果想開咖啡館，一定要想著怎麼賺錢。

開咖啡館經常被誤以為是一件有文藝色彩的事。庄崧冽是雕刻時光的創始人，他最初成立雕刻時光的時候，除了希望給自己和太太找一個“能待下去的地方”，還想讓前來喝咖啡的人把這裡當成自己的“第二客廳”。雕刻時光也被認為是目前在星巴克這樣的商務型咖啡館之外開拓出第二種咖啡館模式的品牌，但那些在雕刻時光裡對著Vintage感綠色小吊燈拍照的人不會知道，庄崧冽把這些看成是“亦敵亦友”的存在。

柴娃娃註：很有文化氣息的雕刻時光，吸引不少豆瓣青年類的顧客

如果你還不是那麼了解雕刻時光，以下事實供你快速參考：這種咖啡店一般開在學校、創意園區等區域附近；喜歡二樓店面；理想單店面積約250平方米；原木家具硬裝加上文藝軟裝的風格啟蒙了很多后來有志開咖啡館的人；除了咖啡和簡餐以外，還出售文具、創意產品等一系列“好玩的東西”。

雕刻時光是個讓人坐得住的地方，它們的椅子大而舒適，店裡播放的音樂也很讓人放鬆。但簡單的“坐得住”並不是它們最想要的東西，在雕刻時光北京北師大南路店裡，你在吧台能看到“外帶咖啡打7折”的牌子。理想情況應該是這樣：你來到雕刻時光，先點一杯28元錢的咖啡坐一會兒，然后會點零食或者簡餐。

“很少有人會點一杯咖啡坐一下午，中國人有個好的習慣是到了飯點就一定要去吃飯。”庄崧冽說。如今非咖啡類產品在雕刻時光的收入中佔50%。加上淘寶店、活動公司和咖啡學院，如果單純依靠賣咖啡賺錢，恐怕雕刻時光這個品牌很難維持到今天。

中國的咖啡業態競爭日益激烈。星巴克剛剛宣布計劃在2015年將中國的門店數量擴展到1500家，在它附近你總能找到Costa、太平洋咖啡；雕刻時光自己的連鎖店已經開到了40家，幾乎覆蓋國內所有省會城市；而一家叫做漫咖啡的品牌，自稱定位於星巴克和雕刻時光之間，也在兩年之內將門店開到40家，計劃在未來兩年在全國擴展到200家。

但從中國消費者的角度說，定位一個咖啡店的意義並不大。“他們在意的是質量和方便程度，”市場信息咨詢公司Mintel亞太區研究總監Matthew Crabbe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對西方消費者來說，咖啡就是咖啡，他們甚至希望有傳統的小咖啡館，和自己熟悉的那種社區文化接近。”

“中國的消費者希望有一個休閑的場所，有社交活動或輕鬆的商務交談，不一定是在裡面喝咖啡，”尼爾森中國消費者研究副總裁庄稼說，“所以想把連鎖咖啡店做好，可以借鑒零售業的成功經驗。”

“如果你點的咖啡是200元，那麼等於點一杯50元咖啡的人來了四次，可是大多數人的消費價格就是在30元至40元之間。”說這句話的人是北京魚眼兒咖啡店的創始人孫瑜。他在北京三裡屯的咖啡店在生意最好的時候每月營業額有15萬元。

選址被認為是吸引人流量最關鍵的因素——你得保証有足夠多的人關注到你的咖啡店的存在，這是他們走進來的前提。

三年前孫瑜憑興趣開了魚眼兒。開業之前，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損益幾何，他曾經用過最簡單的方法來計算三裡屯Village的人流量，“我找個人和我一起，在同一個時間裡分別站在Village東西兩個入口算人流量，就像你上飛機時檢票那樣數人。”

他很快就清楚了Village幾個區域的人流變化——通常人們會從優衣庫那邊走進來，到中間廣場區域時向周圍分散。在眾多商鋪中，星巴克佔據了最佳位置。“星巴克那邊的人流量是我們這邊的十倍。”孫瑜說。你可能也沒想到這個巨大的落差，魚眼兒咖啡和星巴克正好在三裡屯Village的一條對角線的兩端。

星巴克往往在選址上更有優勢。它們通常都在人流量大的商場或者對咖啡認同度高的寫字樓附近開店，並時常會受到開發商的邀請，這意味著為了讓星巴克這個品牌出現在自己的樓裡，開發商會降低房租或者給予其他優惠。從1999年1月進入中國的第一家門店至今，星巴克已經在中國內地開了700家分店。

根據星巴克最新的財報，2012財年星巴克營收增長14%，利潤率從2011財年的14.8%提高到15%。星巴克沒有單獨列出中國區的營收情況，但CEO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計劃在中國最少開300家店，他一直看好這個市場。

你可能認為星巴克這種鼓勵消費者買完咖啡就立刻走人的快捷式消費和雕刻時光把人留在店裡的做法是兩回事。但是別忘了，霍華德·舒爾茨才是最早提出Third Place概念（城市寫字樓群中的第三生活空間）的人。希望通過咖啡的氣味和環境讓人們把星巴克當成家和公司之外的第三個去處。

“星巴克之所以能夠成功，同樣也是它不斷面臨挑戰的地方，在於能否滿足消費者這兩方面的需求：一種消費者來這裡點了咖啡帶走，他們希望越快越好，另一種消費者希望呆在這裡，或者是帶著他們的筆記本電腦來辦公，又或者和朋友坐下來聊聊天。但在很多情況下，這兩種消費者其實是同一群人，隻不過他們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需求罷了。”2004年加入星巴克擔任全球創意副總裁的Stanley Hainzworth說，也正因如此，星巴克門店內的設計是為了滿足這兩種人（實際是同一種人）的需求——為那些外帶咖啡的顧客提供明確的排隊區，而座位也有沙發和木桌的分別。

“營收是客單價和頻率與來客數的乘積，”上海費睿網絡科技有限公司CEO蔣美蘭對《第一財經周刊》說，“現在星巴克的做法，比如提供木頭桌椅，鼓勵外帶消費，都是在強化頻率這個指標。”這裡的頻率近似於餐飲業的翻台率，翻台率最簡單的計算方法是用來客總數除以桌位。

星巴克還使用了一些默認的規則。比如你在點餐的時候，星巴克的員工會直接給你紙杯裝的咖啡。馬克杯讓你想喝完咖啡，紙杯卻可以隨時被帶走。

我們來看看星巴克的成本構成，就明白星巴克為什麼要這麼做。根據星巴克財報中披露的數字，一杯28元的咖啡，淨利潤佔9.5%（人民幣2.7元），很明顯，這個利潤是低於雕刻時光的，也就是說，你在星巴克裡待的時間越長，對星巴克的收入影響就越大。對星巴克來說，它必須想辦法讓客人以最快的速度買完咖啡並離開這裡。

“星巴克以前剛剛開出來時候是比較高檔的地方，現在更平民化。我們觀察到現在在星巴克裡，年輕人在中午和下午比較集中出現，中午基本都排起長隊——有人甚至會買20杯回辦公室，這不能不說是星巴克這幾年引導的結果。”Matthew Crabbe說，購買20杯的情況一般是因為會議或者公司活動。

從2005年起，星巴克開始嘗試進入中國二線城市，雖然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不過按照星巴克此前公開披露的數據，依靠強大的品牌效應和較低的復制成本，星巴克在濟南的第一家店曾經創下一天銷售3000杯咖啡的記錄。如果我們用28元的價格折算，這個星巴克當天的日收入是8.4萬元人民幣，淨利潤7980元，相當於一個250平方米的雕刻時光一天的總收入。

現在來看雕刻時光的選址和裝修策略，就能發現庄崧冽的聰明之處。他沒有去和星巴克爭奪黃金店鋪位置，因此可以把昂貴租金轉移到門店裝修上。

“雕刻時光每家店裝修都很有特點，有很多細節，可復制性不太高。”蔣美蘭說。這讓不同區域的雕刻時光店具備了不同的吸引力，同時又沒有失去品牌的統一性。門店採購需求變得越來越大，雕刻時光就成立了市場部負責軟裝採購，於是你能在不同的店裡看到相似的小物件。

於是那些台灣原版書籍、電影海報、打字機、老舊的地球儀成了吸引顧客的理由。你甚至在部分門店可以看到咖啡學院在上課，這也成了氛圍的一部分。

號稱定位在雕刻時光和星巴克之間的漫咖啡也以“氛圍”為賣點。它們強調原生態，並為此成立了自己的裝修設計團隊。漫咖啡要求裝修的材料必須包含五種元素：老榆木、未處理過的鋼、玻璃、石灰牆和樹。

在介紹漫咖啡門店家具的時候，創始人辛子相指著漫咖啡店裡用老榆木做成的椅子說：“你看上面雖然有一些木頭的劃痕和凹槽，但是沒關系，不用磨平，就這樣才有原生態的感覺。”

但利潤率低是不能回避的問題。一個雕刻時光的門店投資回報周期是兩年至兩年半左右，最早為了補貼第一家雕刻時光的費用，庄崧冽甚至去做了一份外景記者的工作。如今他把雕刻時光的成本一分為三：房租、裝修佔兩份、人力、納稅等其他成本佔一份。“假設一杯咖啡10元錢，我們的利潤是2元至3元左右。”

按照庄崧冽的說法，“一個雕刻時光門店的日收入大概在8000元至1萬元左右”。按“咖啡類收入和非咖啡類收入各佔一半”、每杯咖啡28元至32元的標准來計算，一個普通的雕刻時光每天大概會賣出150杯咖啡，每天由咖啡帶來的毛利是700元至900元左右。這和星巴克相差甚遠。要讓雕刻時光的收入增加，除了高毛利產品的補充，增加頻率是一個重要手段。

柴娃娃註：強調原生態，充滿韓風的漫咖啡，很受小資們歡迎

漫咖啡選址“離公園近、面積大”，這決定了這個咖啡館真正的營業時間是下班時間或周末。以漫咖啡工體店為例，超過1000平方米的門店每天每平方米的租金是6元左右。它們不願意對外透露自己的成本結構，但是按照星巴克和雕刻時光20%至30%的房租成本規律來看，假設漫咖啡每天的租金是6000元，漫咖啡每天的收入在2萬元至3萬元之間，要保証正常的運營，它至少要每天賣掉700杯至1000杯28元錢的咖啡才行。

“雖然我們不趕客人，也要求不能過度打擾客人，但是其實我們是希望提高翻台率的，”漫咖啡某個分店的店長對《第一財經周刊》說，“隻是現在還沒想到太好的辦法，你可以把我們當成一個餐廳，追求薄利多銷，而不是咖啡館。”

這些以氛圍為吸引力的連鎖咖啡店品牌對提高翻台率還沒有太好的辦法。孫瑜對此倒是有自己的理解。他說這得益於自己曾經在蘋果在線商店和售后服務團隊工作的經驗。“切斷Wi-Fi是一種簡單粗暴的方法，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他的經驗是在店裡客流量大的時候放節奏更快的音樂、在客人點餐的時候讓他們在紙包裝的大小中選擇、或者等那些“點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的人喝完咖啡十分鐘還沒有離開時給他們倒一杯水——潛台詞是很清楚的。

但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讓咖啡館賺錢，“首先你要想辦法吸引人進店；其次，你要知道怎麼讓他們消費，再重復消費。”孫瑜說。

漫咖啡採用的是類似積分的方式，它們銷售 “Waffle&Toast”（華夫餅和吐司），同時給點咖啡的客人送優惠卡——在同一個門店裡購買9杯咖啡會贈送一杯免費的咖啡，其他食物卻不能。

雕刻時光有會員卡制度。這是一個可以直接增加來客頻率的方法。雕刻時光的會員卡採用充值送費用的方法，“它的問題在於把卡賣給你之后就沒有后續動作了，它假設消費者充了錢就一定會消費完，但可以增加來客頻率的做法應該是鼓勵你充了錢之后盡快消費完，而不是賣了儲值卡以后等待消費者自願自發地去消費。”蔣美蘭說。

庄崧冽還記得，15年前的北京隻有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咖啡館，叫做Johnny's Coffee，一個身材矮小的美國人隻經營了兩年就關門了。星巴克出現在寫字樓附近還是那之后兩年的事情。

在連鎖咖啡館這個市場，星巴克一直都被看作是領導者和教育者。它的價格也成為其他連鎖咖啡店的定價標准，“多多少少有些影響，”庄崧冽說，“不過最重要的也看各自的成本結構”。

在這個成本結構裡，咖啡隻是很小的一部分。對這些連鎖咖啡館來說，選址、裝修、設計、刺激消費、開分店，它們費盡心思留住你的時間，下一個問題是，怎麼讓你盡快離開。

要懂得鎖定利潤

自九月份以來，市場氣氛逆轉，不單恆指上升不少，國指最近也在追落後，更何況一眾二、三線股不少累積升幅已達三、四成，個人感覺是時候應該再次鎖定部份利潤，過了聖誕再重新摸著石頭過河（雖然非常傾向看好這次的升市）。這次的升市，不少股份受惠於『比預期好』的業績，股票得以抽升。可是重溫一些大行所謂的預測，其實和靠估沒甚麼分別，是市淡沒有心思做預測？還是其他原因呢？就不得而知了。

這次升市和國內資金沒大太的關係，A股之前正在沉底（上星期五突然反抽，能否自形成趨勢，需求再三觀察），反而不少資金應該來美國，這可能和下一年度奧巴馬政府希望大幅增加股息稅和資本利得稅有關，因此一眾高息股仍然有市場。反觀一眾業績比預期好的股份，其實他們的業績雖然改善不少，但美國財政政懸崖和歐債問題仍然未明朗化，後市仍需繼續觀察，不容盲目看好。

個人操作方面：自從十月底沽出部份二、三線股，鎖定利潤之外，也入了一些估價低殘，市場主要在國內的工業股。我相信經過這二、三季的時間，一些資金和規模比較小的對手被淘汰後，銷售額和利潤會得以提升，這次業績期得以印證這想法。由於這批不少已經有不錯的升幅，所以決定未來一週會再次沽出部份，鎖定利潤。然後將小部份資金再買入一些落後工業股。另外，高息股組合中，減持大部份新華文軒。對於一間市值只有17億的公司，却投入9億興建一座創意中心，個人感覺奇怪，也怕它的高息政策有變。

徵收買家印花稅，引熱錢入股市？

昨天政府高調推出打擊樓市炒風的兩項措施：延長現在的額外印花稅（Special Stamp Duty，SSD）和在現有的印花稅上再徵收買家印花稅（Buyer's Stamp Duty，BSD）。無論如何，這次受影響最深的應該是物業代理。

Source : HKET

SSD針對的是港人，也打擊了向港人購入物業的非港人；而BSD就主要針對非港人和以註冊公司購入物業的人仕。今天蘋果日報頭條以『打壓樓巿　打死用家』為題目，的確沒錯！如此交易成本的確大大增加投資風險。對於那些憧憬著政府未來兩三年內大量新增的上車盤買主，又有甚麼感想？「益佢定害佢」？一旦樓價下調時，誰又會冒著如此巨額的交易成本來接貨？

BSD針對的是非港人和以註冊公司購入物業的人仕，也即政府認為的炒家。我對這招沒甚麼意見，不過想指出的是如今在租金回報處於歷史低位之時，樓價雖難言已見頂，但投資吸引力肯定已大降。如果QE的熱錢真的大量湧入香港，樓市不一定是首選；反之，在如此巨額交易費用的前提下，海外熱錢又少了一個可以利用摃捍的投資工具，相信不少熱錢會轉投股市。看來，一個大型被扭曲的升市很可能開始形成，應該提升股票投資在資產配置的百分比。

個人操作方面：上週開始減持部份二、三線股，一如之前所定的策略，這次的重點是以鎖定利潤為主。昨天將大部份之前購入的二、三線清倉，並補回一些股價已經回調不少的，作出要守一段時間的心理準備，等候時機再加碼。另外，繼續持有高息低風險類的倉位，包括盈富基金(2800)、領匯(823)、新華文軒(811)等等。一如聯想柳傳志經常掛在口邊的名言，繼續「摸著石頭過河」。

每月400億的QE3，真的沒有上限？

美國聯儲局終於在９月１３日宣佈推出ＱＥ３，股市即時有反應，單是港股已經單日升了近600點。不過，成交方面並沒有自己預期中上升的量，只有七百多億。這一次的和ＱＥ和之前二次不同，伯南克強調，聯儲局會以開放式的方式購買住宅抵押貸款擔保證券（ＭＢＳ），而且現有的扭曲操作（ＯＴ）維持不變。即是說這一次的ＱＥ是『可以』沒有上限的。真的沒有上限嗎？非也，以一個月４００億計，一年才４千８百億；二年也不到一萬億。１１月份是大選，以陰謀論之心度之，選舉過後可以隨時叫停，或以其他形式的『ＱＥ』取代。進可攻、退可守。而且還可以給予市場無限想像，做法聰明！

另外，這次ＱＥ３明言以失業率為目標（而非一直以來的通脹），對於奧巴馬選舉中最大的隱憂－『失業率』起了非常正面的影響。在選舉期間，這種『正面的期望』是非常最要的。不過，聯儲局敢於宣佈將低息期延長至２０１５年，是一件奇怪的事。要知道失業率的下降正常而言是應靠企業投資和民間消費帶動，是ＱＥ的錢流到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起的作用，而通脹會隨之而來。但是，聯儲局敢於將低息期延長，等於放棄了利用利率對於通脹的調節。潛台詞是不是連聯儲局也不相信這次ＱＥ的錢會流到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如是，這些新增資金將和上二次一樣，在各種風險資產中流動，升發新一輪的資產泡沫。

在這一次的印鈔潮中，中國的情況相對比較不利。Ｍ２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央希望在緊縮政策下，可以將之前４萬億的惡果還原，現在似乎已經不太可能。最近發改委大量批準基建、大型項目，我本來覺得是調整期的一個反彈潮。可是，隨著ＱＥ３的發佈，這種人為的反彈力度將很難掌握，一個處理不好，很可能將之前的努力化為烏有。

這一次是近期一次不錯的投資機會，不過升市不會維持得久。組合已經加碼追入部份ＥＴＦ和相對落後的二、三線股。未來的操作，不會高追，而是利用每一次調整入貨、套利，短線目標期為１０月初。另外，美金走弱，會將一部份港幣存款投入短期的高息貨幣。

中移動(941)的業務分析和投資價值

• 營運收入升6.6%，但淨利潤只升1.5%(每股盈利升1.4%)，而淨利潤率反而下降1.2%．（EBITDA Rate下跌3.4%) 
• 資本開支減速．2011年上半年618億到2012年上半年的588億．當中，傳輸網由19%增加至26%．反而移動通訊網則由61%減至49%．幾個在香港上市的電訊設備供應商的股價也部份反映了這個事實． 
• 3G客戶上客增速保持，平均半年1500萬戶左右．但客戶總數半年增長近7000萬戶，上升10.7%．
• 總通話分鐘上升9.2%，但語音業務收入只僅僅增加2.2% ．只要客戶總數增速減慢，語音業務收入很可能虧本，不容易． 
• 數據業務收入是語音業務收入的42%．當中，無線上網業務收入增速驚人，約50%（數據業務約38%）．反而傳統利潤中心的短訊出現倒退，相信受微信、米聊等類似What's App的免費App影響． 
• 由於傳輸網部份投資增加，數據業務中WLAN 流量上升293%，是無線上網業務中的另一個利潤增長點（目前只佔區區的2%）． 

中移動業務其實不差．尤其WLAN業務和收入增長驚人，是新的利潤增長點！不過，由於3G網太差，相信不少用戶在選擇3G時投向聯通的懷抱．進取的投資者可能還要等一段時間．不過，股價經調整後，投資價值已現．

中國銷售模式：得渠道者得天下，還是嗎？

 在中國，一直有所謂的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說法．的確，不少的品牌都是因循這個模式而成功的．典型的例子很多，蒙牛、安踏等都是如此：以天價的廣告費在央台投得廣告，吸引中國各省市、甚至農村代理商的眼球，然後以層層疊的模式將貨品推送到代理手上．另一方面，再加強廣告力度，配合銷售獎金，刺激終端的銷售．最後以優惠的入貨價吸引代理商大量囤貨．這個模式一向運行的很暢順，直到有一天，銀根收緊的很厲害，大家才發現原來貨都被積壓在層層的代理商手中．．．．『銷售根本跟不上製造』，產能大幅過剩，再多的廣告也剌激不了疲弱的銷售．

粗放型的中國銷售模式需要改變，代理制度應該還是主軸，短時間很難完全放棄，現實上也不可能．然而，簡單的電子商務（不是京東和當當模式）應該適時引入；然後，結合社交媒體以照顧客戶體驗、加快信息傳遞速度、了解需求（例如小米的案例）也是必須的．一場變革已經開始，誰的商業模式調整的對、調整的快，誰就最具投資價值．拭 目以待！

另外，分享一篇不錯的文章 ．

讓企業頭疼的渠道三大挑戰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馬可佳

尋找代理商——將產品鋪向銷售終端——打廣告做宣傳——通路銷售，當中國品牌已經熟悉了以上的渠道途徑后，卻發現今天的市場情況已經變得完全不同了。

埃森哲對200多位B2B專業人士進行調研得出的最新報告顯示，50%受訪者將多渠道的管理戰略視為“一項挑戰”，埃森哲合伙人兼總經理陳澤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消費品行業主要的挑戰都是跟多渠道戰略以及多渠道整合管理很有關，也跟整個銷售能力、銷售隊伍、銷售激勵以及服務成本有很大關系。”

調查顯示，45%的受訪者認為，最為頭疼的是“農村地區銷售人員的能力”、“服務成本”和“提供積極的端對端服務”。

挑戰一：如何進入農村市場

當寶潔的日化用品還在一線城市遍地開花的時候，拉芳、蒂花之秀等本土品牌也從三四級市場由下而上開始發展壯大。

與大型城市的消費者不同，中國的農村消費者很少有機會在沃爾瑪、家樂福等超市或零售終端頻繁購物。埃森哲調研顯示，超市、大賣場、便利店和購物中心僅僅佔農村消費的20%左右。這讓習慣了這些零售終端的品牌在農村市場打開通路顯得困難重重。

在調研中，陳澤奇發現，熟悉本土渠道的本土品牌對於開拓農村市場比跨國企業顯得更有信心，41%的公司准備通過增加銷售隊伍把這個市場做起來。“我們並不提倡用這種方式來開拓農村市場。” 陳澤奇認為，這是一種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落后手段，此外，想在農村建立高素質的營銷團隊需要大量成本。

因此，埃森哲建議企業通過電子商務的手段滲透進入農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的信息化藍皮書《中國信息化形勢分析與預測(2010)》顯示，農村網民年均增長71.6%，遠高於城鎮網民年均增長34.6%的速度。

以青岩劉村為代表的義烏“淘寶村”的出現，陝西東韓村電子商務的發展，無疑給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樹立了信心。電子商務恰好可以彌補農村缺少超市、商城等規模購物場所的困難，此外，相對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村對價格更為敏感，而電子商務的營銷特點正是價格普遍低於實體店面。

事實上，許多企業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埃森哲數據顯示，50%受訪的本土企業正在投資於互聯網建設直銷渠道。45%的消費電子企業和35%的大眾消費企業已經具備一定網絡影響力。

挑戰二：如何通過渠道優化成本

優化成本，對於發展壯大的消費品企業來說必不可少。然而眾多受訪企業認為，如何能夠駕馭復雜的中國渠道管理是一項挑戰。為多渠道客戶提供一致無縫的客戶體驗，是企業將面臨的一項關鍵任務。

埃森哲調查顯示，大眾消費品企業會用總收入的30%來做通路營銷活動。通路營銷是指在渠道建設上,集中力量、通過與經銷商的強力合作或直接控制終端市場,迅速形成區域市場的相對優勢，伺機擴張，推廣產品。過去20年，企業在這一項營銷活動上的支出接近2000億美元。

啤酒企業習慣於在每個夏天舉辦啤酒節；巧克力企業習慣於在每個情人節出動發放贈品；家電企業經常會拿出零利潤的促銷產品。這些投入驚人，收效卻甚微。一份由美國德勤做出的調查顯示，90%的店頭促銷並沒有回本，推估店內促銷會以每年2%的幅度減少。深究事實發現，除了廣泛性的業績目標數字外，並沒有准確評估通路營銷結果的標准。31%的跨國公司從未對此項營銷投資回報進行衡量。18%企業認為在此毫無成效可言。

“埃森哲曾經試著在這些環境通過優化人員來提高企業盈利能力，比如我們嘗試在企業內部設立電話營銷團隊，通過高提成的方式來刺激銷售。結果非常理想。” 陳澤奇舉例說明。

企業對於市場以及渠道的把握能力不佳是造成成本浪費的主要原因。比如諾基亞2011年推出的WINDOWSPHONE手機，盡管宣傳已經足夠炫和有亮點。但真正到達中國市場的時間是半年后。而在這段時間差裡，消費者的眼光已經被更新的概念和機型所吸引。

陳澤奇舉例說，某個大眾消費食品制造商通過分析和改善旗下三大品牌的通路營銷情況，將營銷預測誤差降低50%以上，同時，將庫存減少30%。

挑戰三：如何管理客戶體驗

俗話說，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湯。這句話，放在當下的網絡世界十分合適。一個客戶的個別體驗往往在互聯網上放大成群體效應。陳澤奇認為，從企業管理來講，對於現代客戶，怎麼能夠確保管理端到端的客戶體驗變成一個新的課題。

這或是不少企業將網絡輿情管理視為洪水猛獸的原因之一。客戶體驗到底如何去管理？傳統行業一般按照功能來劃分：市場部、銷售部、服務部。市場部傳播信息，銷售人員在店裡面或渠道裡賣，客戶購買了產品以后，通過客服(熱線)投訴。

而今天的客戶顯然不是這樣想的，在微博的客戶群超過2億后，大部分消費者一旦遇到問題，都會選擇通過網絡來發泄不滿情緒，而互聯網的傳播效應往往會放大客戶的不滿。

這其中，以客戶為中心的運作模式就顯得十分重要。陳澤奇認為，當下企業對於市場的把控，應該更重視五大能力，即提高企業的物流能力；擴大口碑能力；用更好的方法管理銷售人員；完善銷售以及分銷的渠道的能力；更精細地分析消費者。

中國再次減息後的幾點看法

最近事忙，上個月的文章剛好也是中國減息，看來中國確實已經進入減息週期．這次的減息對股票市場到底是好是壞？為甚麼中國不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而是選擇減息？

以下是幾點看法：

• 不選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而選擇減息，是否因為資金需求不足？再推的效果不夠直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5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和去年同期比較下降了1.4%，即使和上月比較也下降0.4%．這可能是個信號！
• 減息的效應，對於房地產和重負債的企業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可以即時減輕企業還款的負擔．
• 美元偏強．隨著經濟復甦、稅務優惠的推出，"Made in US"將漸漸成為潮流，導致美元更強．中國出口業或受影響，減息可以為這類的重負債企業減輕負擔．
• 不少原材料價格已經開始回落；如果美元更強，原材料的價格將會進一步回落．對於製造業比較有利． 如果市場需求可以重拾增長，這類企業的確是不錯的投資對象．
• 這幾個月發改委所批的項目將陸續向銀行申請資金，減息對於它們是件好事．對於這類企業，短期內可以是投資對象．
• 市場需求不振，下滑速度加快，這點從4月份中國發電量的數字可以看出來．雖然和上年同期比較仍增長0.7%，但是和3月份的7.2%增幅比較，下降速度明顯．以中國電力比例，工業用電量佔大約70%的總用電量而言，製造業的的最差時間應該快到了．感覺中國將重新回歸以GDP來刺激國內需求的老路(至少不大力反對）．對於基建類的股份短期看俏，中長期不利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6月份的CPI、PPI數據將於星期一（9/7/2012）公佈，將有助對這次減息的解讀．期待！

中國開始減息了，通脹受控？通縮預期？

中國開始減息了！但是，在調低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同時，也容許銀行各上調整存款利率．估計是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之一．雖然市場對此的解讀是放水的前奏．但是，股市却應升不升．這反映了甚麼？

問題在於雖然調低了貸款基準利率，但新的貸款對象不多（不敢貸給民企），舊客戶例如國企之類又需求不多（因為己貸了很多，市場需求又沒有大增加，再貸意義不大）．因此，銀行並未能順利放水．不過，當經濟指標回穩，需求增加時，這政策將剌激貸款需求．最怕的是，中國開始有通縮的預期．

Souce: 香港經濟日報

另外，觀察到同一時間幾間大行將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調紛紛至3.5%，息差收窄，損害銀行利潤．對於大型國企銀行（四大行），只是利潤受損；但這舉動一旦形成趨勢，對於中小型銀行將會造成不少負面影響．一方面，利潤受損；另一方面，貸款風險增加，而理財產品需求不足．在和大型銀行競爭時，將處於捱打狀態．如此政策，中長期而言，對於大型銀行實在有利．

個人組合方面，如之前所言，已將部份ETF轉至二三線股．上週增持了少量將受惠國內基建的國企股票，靜待希臘於17日的選舉結果．

歐元區的真正危機 ：索羅斯

索羅斯(George Soros)最近的一篇文章以Politics 和Social Change的角度解釋目前歐元的真正危機．故勿論索羅斯下了甚麼注，整篇文章充滿哲理，見解獨到（尤其歐元危機部份），從中也可以了解他在投資上的思考脈絡，絕對是一篇值得推薦的文章．

The Future of Europe, by George Soros

Source : http://www.criticalthinkingblog.org

Ever since the Crash of 2008 there has been a widespread recognition, both among economis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economic theory has failed.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causes and the extent of that failure.

I believe that the failure is more profound than generally recognized. It goes back to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s tried to model itself on Newtonian physics. It sought to establish universally and timelessly valid laws governing reality. But economics is a social science and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Social phenomena have thinking participants who base their decisions on imperfect knowledge. That is what economic theory has tried to ignore.

Scientific method needs an independent criterion, by which the truth or validity of its theories can be judged. Natural phenomena constitute such a criterion; social phenomena do not. That is because natural phenomena consist of facts that unfold independently of any statements that relate to them. The facts then serve as objective evidence by which the validity of scientific theories can be judged. That has enabled natural science to produce amazing results.

Social events, by contrast, have thinking participants who have a will of their own.  They are not detached observers but engaged decision makers whose decisions greatly influence the course of events. Therefore the events do not constitute an independent criterion by which participants can decide whether their views are valid. In the absence of an independent criterion people have to base their decisions not on knowledge but on an inherently biased and to greater or lesser extent distorted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Their lack of perfect knowledge or fallibility introduces an element of indeterminacy into the course of events that is absent when the events relate to the behavior of inanimate objects. The resulting uncertainty hinders the social sciences in producing laws similar to Newton’s physics.

Economics, which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ought to remove this handicap by taking an axiomatic approach similar to Euclid’s geometry. But Euclid’s axioms closely resembled reality while the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became far removed from it. Up to a point the axiomatic approach worked. For instance, the theory of perfect competition postulated perfect knowledge. But the postulate worked only as long as it was applied to the exchange of physical goods. When it came to production, as distinct from exchange, or to the use of money and credit, the postulate became untenable because the participants’ decisions involved the future and the future cannot be known until it has actually occurred.

I am not well qualified to criticize the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because as a market participant I considered them so unrealistic that I never bothered to study them. That is an indictment in itself but I shall leave a detailed critique of these theories to others.

Instead, I should like to put before you a radically different approach to financial markets. It was inspired by Karl Popper who taught me that people’s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never quite corresponds to reality itself. This led m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 found a two-wa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thinking and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participate. On the one hand people seek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at i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n the other, they seek to make an impact on the situation; I call that the causative or manipulative function. The two functions connect the thinking agents and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participat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I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the situation is supposed to determine the participants’ views; in the causative function the participants’ views are supposed to determine the outcome. When both functions are at work at the same time they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The two functions form a circular relationship or feedback loop. I call that feedback loop reflexivity. In a reflexive situation the participants’ views cannot correspond to reality because reality is not something independently given; it is contingent on the participants’ views and decisions. The decisions, in turn, cannot be based on knowledge alone; they must contain some bias or guess work about the future because the future is contingent on the participants’ decisions.

Fallibility and reflexivity are tied together like Siamese twins. Without fallibility there would be no reflexivity – although the opposite is not the ca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would be imperfect even in the absence of reflexivity. Of the two twins, fallibility is the first born. Together, they ensure both a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view of reality and th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and a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expectations and the actual outcome.

Obviously, I did not discover reflexivity. Others had recognized it before me, often under a different name. Robert Merton wrote about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and the bandwagon effect, Keynes compared financial markets to a beauty contest where the participants had to guess who would be the most popular choice. But starting from fallibility and reflexivity I focused on a problem area, namely the role of misconcep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shaping the course of events that mainstream economics tried to ignore. This has made my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more realistic than the prevailing paradigm.

Among other things, I developed a model of a boom-bust process or bubble which is endogenous to financial markets, not the result of external shocks. According to my theory, financial bubbles are not a purely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They have two components: a trend that prevails in reality and 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at trend. A bubble can develop when the feedback is initially positive in the sense that both the trend and its biased interpretation are mutually reinforced. Eventually the gap between the trend and its biased interpretation grows so wide that it becomes unsustainable. After a twilight period both the bias and the trend are reversed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ubbles are usually asymmetric in shape: booms develop slowly but the bust tends to be sudden and devastating. That is due to the use of leverage: price declines precipitate the forced liquidation of leveraged positions.

Well-formed financial bubbles always follow this pattern but the magnitude and duration of each phase is unpredictable. Moreover the process can be aborted at any stage so that well-formed financial bubbles occur rather infrequently.

At any moment of time there are myriads of feedback loops at work, some of which are positive, others negative.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producing the irregular price patterns that prevail most of the time; but on the rare occasions that bubbles develop to their full potential they tend to overshadow all other influences.

According to my theory financial markets may just as soon produce bubbles as tend toward equilibrium. Since bubbles disrupt financial markets, history has been punctuated by financial crises. Each crisis provoked a regulatory response. That is how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s have evolved, in step with the markets themselves. Bubbles occur only intermittently but the interplay between markets and regulators is ongoing. Since both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regulators act on the basis of imperfect knowledge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m is reflexive. Moreover reflexivity and fallibility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financial markets; they also characterize other spheres of social life, particularly politics. Indeed, in light of the ongoing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s and regulators it is quite misleading to study financial markets in isolation. Behind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lies the visible hand of politics. Instead of pursuing timeless laws and models we ought to study events in their time bound context.

My interpret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differs from the prevailing paradigm in many ways. I emphasize the role of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conceptions in shap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I treat bubbles as largely unpredictable. The direction and its eventual reversal are predictable; the magnitude and duration of the various phases is not. I contend that taking fallibil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makes my conceptual framework more realistic. But at a price: the idea that laws or models of universal validity can predict the future must be abandoned.

Until recently, my interpret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was either ignored or dismissed by academic economists. All this has changed since the crash of 2008. Reflexivity became recognized but, with the exception of Imperfect Knowledge Economics,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have not been subjected to the profound rethinking that I consider necessary. Reflexivity has been accommodated by speaking of multiple equilibria instead of a single one. But that is not enough. The fallibility of market participants, regulators, and economists must also be recognized.  A truly dynamic situation cannot be understood by studying multiple equilibria.  We need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change.

The euro crisis is particularly instructive in this regard. It 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misconceptions and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in shap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 authorities didn’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euro crisis; they thought it is a fiscal problem while it is more of a banking problem and a problem of competitiveness. And they applied the wrong remedy: you cannot reduce the debt burden by shrinking the economy, only by growing your way out of it. The crisis is still growing because of a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hange; policy measures that could have worked at one point in time were no longer sufficient by the time they were applied.

Since the euro crisis is currently exerting an overwhelming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economy I shall devote the rest of my talk to it. I must start with a warning: the discussion will take us beyond the confines of economic theory into politics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hange. But my conceptu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win pillars of fallibility and reflexivity still applies. Reflexivity doesn’t always manifest itself in the form of bubbles. The reflexive interplay between imperfect markets and imperfect authorities goes on all the time while bubbles occur only infrequently. This is a rare occasion when the interaction exerts such a large influence that it casts its shadow on the global economy. How could this happen? My answer is that there is a bubble involved, after all, but it is not a financial but a political one. It relates to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 has led 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uro crisis threatens to destroy the European Union. Let me explain.

I contend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itself is like a bubble. In the boom phase the EU was what the psychoanalyst David Tuckett calls a “fantastic object” – unreal but immensely attractive. The EU was the embodiment of an open society –an association of nation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in which no nation or nationality would have a dominant positio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was spearheaded by a small group of far sighted statesmen who practiced what Karl Popper called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They recognized that perfection is unattainable; so they set limited objectives and firm timelines and then mobilized the political will for a small step forward, knowing full well that when they achieved it, its inadequacy would become apparent and require a further step. The process fed on its own success, very much like a financial bubble. That is how the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w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step by step.

Germany used to be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effort. When the Soviet empire started to disintegrate, Germany’s leaders realized that reunification was possible only in the context of a more united Europe and they were willing to make considerable sacrifices to achieve it.  When it came to bargaining they were willing to contribute a little more and take a little less than the others, thereby facilitating agreement.  At that time, German statesmen used to assert that Germany has no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only a European one.

The process culminated with the Maastricht Treat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It was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stagnation which, after the crash of 2008, turned into a process of disintegration. The first step was taken by Germany when, after the bankruptcy of Lehman Brothers, Angela Merkel declared that the virtual guarantee extended to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come from each country acting separately, not by Europe acting jointly. It took financial markets more than a year to realize the implication of that declaration, showing that they are not perfect.

The Maastricht Treaty was fundamentally flawed, demonstrating the fallibility of the authorities. Its main weakness was well known to its architects: it established a monetary union without a political union. The architects believed however, that when the need arose the political will could be generated to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towards a political union.

But the euro also had some other defects of which the architects were unaware and which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even today. In retrospect it is now clear that the main source of trouble is that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 have surrendered to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ir rights to create fiat money. They did not realize what that entails – and neither did the European authorities. When the euro was introduced the regulators allowed banks to buy unlimited amounts of government bonds without setting aside any equity capital; and the central bank accepted all government bonds at its discount window on equal terms. Commercial banks found it advantageous to accumulate the bonds of the weaker euro members in order to earn a few extra basis points. That is what caused interest rates to converge which in turn caused competitiveness to diverge. Germany, struggling with the burdens of reunification, undertook structural reforms and became more competitive. Other countries enjoyed housing and consumption booms on the back of cheap credit, making them less competitive. Then came the crash of 2008 which created conditions that were far removed from those prescribed by the Maastricht Treaty. Many governments had to shift bank liabilities on to their own balance sheets and engage in massive deficit spending. These countries found themselves in the position of a third world country that had become heavily indebted in a currency that it did not control. Due to the divergence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Europe became divided between creditor and debtor countries. This is having far reaching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o which I will revert.

It took some time for the financial markets to discover that government bonds which had been considered riskless are subject to speculative attack and may actually default; but when they did, risk premiums rose dramatically. This rendered commercial banks whose balance sheets were loaded with those bonds potentially insolvent. And that constituted the two main components of the problem confronting us today: a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a banking crisis which are closely interlinked.

The eurozone is now repeating what had often happened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here is a close parallel between the euro crisis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crisis that erupted in 1982. The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uthorities did whatever wa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banking system: they inflicted hardship on the periphery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enter. Now Germany and the other creditor countries are unknowingly playing the same role. The details differ but the idea is the same: the creditors are in effect shifting the burden of adjustment on to the debtor countries and avoiding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mbalances. Interestingly, the terms “center” and “periphery” have crept into usage almost unnoticed. Just as in the 1980’s all the blame and burden is falling on the “peripher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nter” has never been properly acknowledged.  Yet in the euro cris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nter is even greater than it was in 1982. The “center” is responsible for designing a flawed system, enacting flawed treaties, pursuing flawed policies and always doing too little too late. In the 1980’s Latin America suffered a lost decade; a similar fate now awaits Europe. T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Germany and the other creditor countries need to acknowledge. But there is now sign of this happening.

The European authorities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what was happening. They were prepared to deal with fiscal problems but only Greece qualified as a fiscal crisis; the rest of Europe suffered from a banking crisis and a divergence in competitiveness which gave rise to a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is. The authorities did not even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let alone see a solution. So they tried to buy time.

Usually that works. Financial panics subside and the authorities realize a profit on their intervention. But not this time because the financial problems were reinforced by a process of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While the European Union was being created, the leadership was in the forefront of further integration; bu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authorities became wedded to preserving the status quo. This has forced all those who consider the status quo unsustainable or intolerable into an anti-European posture. That is the political dynamic that mak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st as self-reinforcing as its creation has been.  That is the political bubble I was talking about.

At the onset of the crisis a breakup of the euro was inconceivable: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nominated in a common currency were so intermingled that a breakup would have led to an uncontrollable meltdown. But as the crisis progressed the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progressively reordered along national lines. This trend has gathered momentum in recent months. The Long 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 (LTRO) undertaken by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nabled Spanish and Italian banks to engage in a very profitable and low risk arbitrage by buying the bond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other investors have been actively divesting themselves of the sovereign debt of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If this continued for a few more years a break-up of the euro would become possible without a meltdown – the omelet could be unscrambled – but it would leave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creditor countries with large claims against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debtor countries which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llect. This is due to an arcane problem in the euro clearing system called Target2. In contrast to the clearing system of the Federal Reserve, which is settled annually, Target2 accumulates the imbalances. This did not create a problem as long as the interbank system was functioning because the banks settled the imbalances themselves through the interbank market. But the interbank market has not functioned properly since 2007 and the banks relied increasingly on the Target system. And since the summer of 2011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capital flight from the weaker countries. So the imbalances grew exponentially. By the end of March this year the Bundesbank had claims of some 660 billion euros against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The Bundesbank has becom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danger. It is now engaged in a campaign against the indefinite expansion of the money supply and it has started taking measures to limit the losses it would sustain in case of a breakup. This is creating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Once the Bundesbank starts guarding against a breakup everybody will have to do the same.

This is already happen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increasingly reordering their European exposure along national lines just in case the region splits apart. Banks give preference to shedding assets outside their national borders and risk managers try to match assets and liabilities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rather than within the eurozone as a whol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his asset-liability matching is to reinforce the deleveraging process and to reduce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particularly to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hich are the main source of employment.

So the crisis is getting ever deeper. Tensions in financial markets have risen to new highs as shown by the historic low yield on Bunds. Even more telling is the fact that the yield on British 10 year bonds has never been lower in its 300 year history while the risk premium on Spanish bonds is at a new high.

The real economy of the eurozone is declining while Germany is still booming. This means that the divergence is getting wider.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ynamics are also working toward disintegration. Public opinion as expressed in recent election results is increasingly opposed to austerity and this trend is likely to grow until the policy is reversed. So something has to give.

In my judgment the authorities have a three months’ window during which they could still correct their mistakes and reverse the current trends. By the authorities I mean mainly the German government and the Bundesbank because in a crisis the creditors are in the driver’s seat and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German support.

I expect that the Greek public will be sufficiently frightened by the prospect of expul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it will give a narrow majority of seats to a coalition that is ready to abide by the current agreement. But no government can meet the conditions so that the Greek crisis is liable to come to a climax in the fall. By that time the German economy will also be weakening so that Chancellor Merkel will find it even more difficult than today to persuade the German public to accept any additional European responsibilities. That is what creates a three months’ window.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and reversing the trend would require some extraordinary policy measures to bring conditions back closer to normal, and bring relief to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banking system. These measures must, however, conform to the existing treaties. The treaties could then be revised in a calmer atmosphere so that the current imbalances will not recur. It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to design som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that would meet these tough requirements. They would have to tackle simultaneously the banking problem and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government debt, because these problems are interlinked. Addressing one without the other, as in the past, will not work.

Banks need a European deposit insurance scheme in order to stem the capital flight. They also need direct financing by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 which has to go hand-in-hand with eurozone-wid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The heavily indebted countries need relief on their financing costs.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provide it but they all need the active support of the Bundesbank and the German government.

That is where the blockage is. The authorities are working feverishly to come up with a set of proposals in time for the European summit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Based on the current newspaper reports the measures they will propose will cover all the bases I mentioned but they will offer only the minimum on which the various parties can agree while what is needed is a convincing commitment to reverse the trend. That means the measures will again offer some temporary relief but the trends will continue. But we are at an inflection point.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three months’ window the markets will continue to demand more but the authorities will not be able to meet their demands.

It is impossible to predict the eventual outcome. As mentioned before, the gradual reordering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long national lines could make an orderly breakup of the euro possible in a few years’ time and, if it were not for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ynamics, one could imagine a common market without a common currency. But the trends are clearly non-linear and an earlier breakup is bound to be disorderly. I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lead to a collapse of the Schengen Treaty, the common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tself.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re is an exit mechanism for the European Union but not for the euro.) Unenforceable claims and unsettled grievances would leave Europe worse off than it was at the outset when the project of a united Europe was conceived.

But the likelihood is that the euro will survive because a breakup would be devastating not only for the periphery but also for Germany. It would leave Germany with large unenforceable claims against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The Bundesbank alone will have over a trillion euros of claims arising out of Target2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n addition to all the intergovernmental obligations. And a return to the Deutschemark would likely price Germany out of its export markets – not to menti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So Germany is likely to do what is necessary to preserve the euro – but nothing more. That would result in a eurozone dominated by Germany in which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creditor and debtor countries would continue to widen and the periphery would turn into permanently depressed areas in need of constant transfer of payments. That would turn the European Union into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when it was a “fantastic object” that fired peoples imagination. It would be a German empire with the periphery as the hinterland.

I believe most of us would find that objectionable but I have a great deal of sympathy with Germany in its present predicament. The German public cannot understand why a policy of structural reforms and fiscal austerity that worked for Germany a decade ago will not work Europe today. Germany then could enjoy an export led recovery but the eurozone today is caught in a deflationary debt trap. The German public does not see any deflation at home; on the contrary, wages are rising and there are vacancies for skilled jobs which are eagerly snapped up by immigrants from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Reluctance to invest abroad and the influx of flight capital are fueling a real estate boom. Exports may be slowing but employment is still rising.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would require an extraordinary effort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convince the German public to embrace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to reverse the current trend. And they have only a three months’ window in which to do it.

We need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convince Germany to show leadership and preserve the European Union as the fantastic object that it used to be. The future of Europe depends on it.